最近美國指出中國及俄國，試圖改變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台灣的事實獨立，以及其與日本等國所組成的「第一島鏈」，就是二戰後冷戰間建立的亞洲國際秩序之重要部份。戰後英屬香港實行的制度，以及不受中國完全操控的自治地位，使香港發展為國際交往樞紐及金融中心，這亦是戰後亞太國際秩序的一環。1980年代鄧小平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客觀效果而言，也是維持這種 國際秩序。1997年後，北京仍容許美國戰艦一如以往，定期訪問香港，也是延續了美國在亞洲冷戰時間所建立的傳統。
最近梁愛詩說，若2047年時，實行一國一制不會令「香港同胞利益受損害」，可以考慮實行。筆者認為不要等到2047年了，應該盡快實施一國一制 。 現時的「一國兩制」，在實行上，已使香港在事實上與殖民地無異，這種殖民地狀態，是今日香港一般大眾痛苦的根源，只有實施一國一制，才能令香港普通百姓擺脫殖民主義的枷鎖。
明年，即2017年，就是「慶祝香港回歸二十週年」，但也是一國兩制「倒數三十年」，因為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第五條，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究竟當初為何寫明是五十年不變，而非永久不變或長久不變，或更短或更長的時間呢？筆者翻閱兩名有份參與中國收回香港決策的人之著作──黃文放的《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過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1997年）及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內部發行）後，認為此舉是希望以有具體年期的承諾，來安定投資者及香港人的信心，可是，這極可能亦反映了北京根本只視「一國兩制」為權宜之計（縱使這個權宜維時很長），中國政府的終極目標，仍是「一國一制」。
在五十五年前，即1961年的12月17日晚上，印度尼赫魯政府，在多次要求葡國撤出其在印度次大陸的殖民地──果亞（Goa，或譯果阿）、達曼（Daman）、第烏（Diu）不果後，派兵約三萬「解放」三地，約36小時後，葡國在當地的四百多年統治完全崩解。中國政府隨即發表聲明，支持印度。可是不久之後，印度「解放」果亞之舉，卻為中共帶來無比尷尬，因為蘇聯及世界各國共黨都在質問，為何印度敢於動武「收復果亞」，展示了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決心，中共卻仍容忍英國統治香港、葡國據有澳門？最後，中共中央被迫發表公開聲明，回應這種質疑。
近年，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Foreign_and_Commonwealth_Office,_FCO）檔案，部份已陸續解密（縱使還有不少公開無期）。當中，英方官員對香港情勢的評估，雖然寫於三十年多前，但對於今日香港，仍然適用，尤其是今後香港，將面對第二次前途懸案──「一國兩制」將在2047年「到期」。其中一個檔案──FCO40/1059_FUTURE_OF_HONG_KONG,_1979，內有一份由FCO的「香港及總務部」（Hong_Kong_and_General_Department）於1979年4月完成的報告，評估八十年代香港的各方面發展，有提及「九七」前途問題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其中包括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香港人的退休保障。報告的觀點，放諸今日，也未必完全過時。
早前，前學民思潮成員、「香港眾志」副秘書長周庭，撰寫〈從丁屋及土地政策看前途問題路線分野〉一文，指所謂「原居民」的身份，以及其「傳統」，都是英殖政府「建構」出來，而丁權也實屬特權。周氏此言一出，即引來一番爭論。可是，細看歷史，新界「原居民」及其「丁權」問題，並不是周庭說得那麼簡單、絕對。本文將根據陳奕麟（Allen_Chun）的〈香港新界在二十世紀的土地革命〉（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1期，1986年春季）一文、劉潤和的《新界簡史》（1999年），以及薛鳳旋、鄺智文受時任鄉議局主席的劉皇發委託所寫的《新界鄉議局史》（2011年），追溯丁權的歷史源流，從而思考「丁權」的性質，使未來討論「丁權」的改革以至存廢時，可以有根有據，盡量合情合理。
八九民運以屠城鎮壓收場。之後，有財力的香港人，紛紛申請移民，沒有財力的香港人，則要求加速香港民主進程，希望以立足本地的民主體制，來盡可能保障香港在九七後維持不變。但此時，香港人仍視自己為中國人，六四後兩年的華東水災，港人自發捐款總數達七億港元，翌年巴賽隆拿奧運，很多香港人高呼「中國隊加油！」，到1996年中日釣魚台糾紛，眾多市民走上街頭，參加保約示威，籌款支持保約行動委員會出海登上釣魚台。到保釣人士陳毓祥在釣魚台海域溺斃後，民主黨更與民建聯史無前例合作，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悼念「保釣烈士」陳毓祥。總之，支援八九民運及悼念六四慘案，都是多年來英屬香港華人「華僑愛國」心態的體現──在中國境外的安全環境下，盡情愛國。
《凝聚每分光》成曲於「六四事件」後不久，當時香港人心惶惶，出現戰後最嚴重移民潮。此歌希望喚起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及責任感。這種成曲背景，與近年港人對香港的信心危機，十分相似。
近日，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將原本由政府康文署管理的尖東海濱公園，交由新世界集團旗下的機構管理，並須分段封閉三年做「優化」公園工程。這件事所引起的關注，遠少於港島電車。有很多人會說，經城規會通過後，尖東海濱「化公為私」已成定局，現在再做什麼也冇用。可是，尖東海濱公園對香港人的價值及意義，非常重大，實不能就此輕言放棄。退一步來說，即使保衛尖東海濱運動失敗，也可促使民間主動發掘戰後建築的歷史及社會意義，使這些建築得到更多的關注，從而令民間化被動為主動，不要待拆卸或以「優化」為名「破壞」為實來到時，才臨急抱佛腳，要求大眾爭取保留。
本來黃文放與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祈烽等人，曾請招商局負責人袁庚（招商局是主要的在港中資企業）在上述的會議中，「多說些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話」，可是袁庚並無做到，可見當時的駐港幹部，是何等反對中國收回香港。
不只是駐港幹部，連香港左派的中下層成員，也不支持收回香港
下筆寫呢篇文，源於一個德國人問我朋友：「什麼是香港本土主義？」。另外，本人在年前赴歐洲，遇到一荷蘭女子問我：「香港是否一個國家（country）？」還有，有巴西人聽到我從香港來的時候，就用普通話對我說：「您好！謝謝！」（近年，可能因為中國國勢日盛，所以在外國，不少洋人都識講一兩個普通話詞彙。）以上三件事，都關乎香港的地位及身份問題，要掌握這個問題的核心，不能只用「本土」兩個字含混過去，而是要用世界公認的社會人文學科概念，去描述分析它，才能準確地認識它，亦令不明白香港語境（context）的外國人，可以明瞭香港的特殊狀況。
只要運動有可能造成危險，支聯會就會即時終止，例子就是六四鎮壓後不久，支聯會即號召在6月7日進行罷市罷課及大遊行，但到當天凌晨一時多，旺角一帶發生騷亂，行政局議員鄧蓮如隨即致電司徒華，說有數十名精壯中國大陸男子來港參與這場騷亂，最後司徒華決定取消原定的遊行集會
陶傑的說法，合符史實。其實，在香港重光後不久，受惠於戰後大英帝國的全球殖民地政策改變，港府已有改善香港城市環境及平民居住情況的構想以至計劃，但後來都因為人口突然暴增，而不能全面貫徹。
大批新加坡人，為著同一目的，一起走上政經中心的街頭，是數十年來僅見的畫面，當眼前很多人都舉著雨傘，不禁令我想起早前香港的雨傘革命／運動，或許，這也可說是新加坡版本的「雨傘運動」，只是這場運動，準確點說應是行動（operation），是充份體現政府與國民合作的全民行動，這可見於當負責維持秩序的軍人，向排隊民眾發出指示後，不少排隊者都以十分誠懇的語氣，向軍人報以「ThankYou！」
馬文輝早在1946年楊慕琦政改計劃公佈前後，已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及後更有份創立「聯合國香港協會」，提倡各項社會及政治改革，並要求英國讓香港民主自治，到了1963年10月，馬文輝更與鄧漢齊、張六師、加士（P.A.Gass）、曾健士（Hopkin-Jenkins）等多名華洋人士，創立「香港民主自治黨」，並成功註冊為合法社團。該黨號稱自己為香港歷史上第一個政黨
回顧歷史，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