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一般對內地的國安機制感到陌生。在此闡釋一下中國現行的國家安全系統，以及其與中央駐港機構以及類似的特區部門之對應關係，而後再就「港版國安法」下未來設立的國安機構之角色功能作一預估。
藉由「武漢肺炎」蔓延全球，臺灣參與世衛的課題，再次引起國際社會激烈爭議。自1972年中華民國在世衛的成員資格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臺灣一直被排除於全球衛生治理體系之外，至2008年與北京友好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上台，才於隔年以「中華臺北」的名義獲邀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直到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又因北京阻撓而中止至今。實際上，當2009年成為WHA觀察員，臺灣內部曾就此身分背後的主權意涵爭論不休。際此課題再現，在此重刊筆者當時的分析文章，以資參考
三年前的特首選舉，候選人之一的前高院法官胡國興提出應為《基本法》第22條立法，以規範中央和各省市就特區事務的活動和權限，當時並未引起太大注意，如今經過「兩辦」（港澳辦和中聯辦）聲明自身不受第22條約束，社會上下才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如夢初醒。究竟第22條包含的機關包括哪些？
本地情勢如何發展，「廿三條立法」會如何進行，會不會進一步收緊自由，立法會選舉會否無限期延後，不論何時都應作最壞打算。如上所述，現行本地法律已有足夠條文讓當權者「依法」收緊控制，而繼續推動「廿三條立法」，本質上是進一步對香港社會內部宣示主權和文攻武嚇。現在北京趁歐美各國忙於處理「武漢肺炎」疫情而無暇兼顧，加緊為「廿三條立法」強力造勢，再次印證香港命運與國際政治密不可分。
每當談到君主制，通常會想到世襲模式，如中華民國成立前的各個朝代、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等都是典型，當然亦有「選舉君主制」的例子，其中以羅馬帝國最為人熟知。現今世代依然不乏實行選舉君主制的國家，其中柬埔寨、沙地阿拉伯和斯威士蘭都是通過由皇室、貴族或「德高望重者」所組成的理事會，從皇室成員中遴選國王繼任人。阿聯酋由七個酋長國組成聯邦，憲法規定總統由七個酋長組成的最高委員會互選產生，實際上一直由最大成員阿布札比的酋長擔任，形同世襲。
除此以外，亦有並非侷限於一家一姓，如梵蒂岡由樞機團互選教皇、薩摩亞國會從四大傳統部落頭領中選出國家元首（註）。唯有馬來西亞是現存唯一採取「輪流坐莊」的安排
沒有人天生喜歡抗爭，只因掌握權力和資源的在上位者拒絕一切「和理非」訴求，關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之門，才令矛盾擴大、不滿累積、情勢惡化。更有甚者，當權者嚴厲控制信息，恣意歪曲事實，將「五大訴求」上綱上線成所謂「挑戰中央管治權」和「港独」，煽動大陸人民批判和仇恨其治下的特定群體，然後暴力鎮壓，秋後算賬。新疆如是，西藏如是，武漢如是，香港如是。
其實我們身處的城市亦有多達三十萬穆斯林居住，除了少數祖先來自中國大陸的漢族和回族，主要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印尼等地。本地穆斯林群體基本上屬遜尼派，亦有一些什葉派，不論教派大多好客友善，並非那種宣稱聖戰的激進異端
有趣的是，所有這些報導都只引述《環時》評論的內容，而沒有任何背景介紹或資料補充。但是，《環時》這次撻伐蘋果的理據，恰恰犯了最基本的事實錯誤，亦再次證明懂得世界地理常識，對於做國際新聞的確非常重要（要講三次）。咁究竟實情是怎樣的呢？
以現任阿迦汗四世為例，他在瑞士日內瓦出生，在肯亞內羅比渡過短暫的孩童時代，被其祖父阿迦汗三世安排到著名的瑞士羅西學院（Institut Le Rosey），與各國菁英子弟一同學習，及後前赴美國哈佛留學，主修東方歷史。因其祖父去世，還未畢業即以二十歲之齡繼位。如此「履歷」，加上熱衷滑雪、賽馬和駕駛名貴跑車飆車等「貴族運動」，令阿迦汗四世得以融入歐美上流社會，建立廣泛人脈，其伊瑪目的地位以及留學和成長於西方的背景，在兩大文明之間遊刃有餘。
最近各國駐香港和駐澳門的領事館被北京外交部要求更改名稱，不得在名字裡同時寫上港澳。據報外交部引用有關領事制度的《維也納公約》，規定領事館應僅以駐地命名，因此有關更名只是技術性調整，不會影響領事館繼續處理有關澳門（或香港）的事務。此事看似表面功夫，並未為媒體廣泛報導，細看之下，對港澳對外關係的意義卻可堪玩味，值得多加留意。
與友好談到哥哥的電影，不能不提其出道作《紅樓春上春》。那時他在麗的電視歌唱比賽獲獎出道不久，收到一位在業界頗有名氣的吳姓導演邀請，說是參與一部以《紅樓夢》為題材的文藝電影，出演主人公賈寶玉，並由當時無綫花旦黃杏秀飾演女主角林黛玉，眼見大有發揮機會，哥哥即欣然接受。豈料當戲名和劇本出爐，方發現原來是「成人動作片」
觀乎一部「五千年國史」，無論後宮、外戚、宦官、權臣，若要操控權柄，都必須假借皇權之名行事，在政治體系中沒有自身獨立的權力位格，與歐洲歷史上國王、貴族、教會、城市自由民等各種勢力持續拉鋸的情況大為不同。因此，古代中國社會無法如歐洲般，通過各種力量長時期不斷競合，產生以契約精神為核心的民主政制、法治價值和保障人權的自由多元環境，崇尚各群體橫向互動的公民社會亦未能形成和發展，若遇上事故，不論大小，無法通過群體內或群體間建立契約解決（即民主自治），惟靠在上位者定奪，一旦垂直權力體系衰落，整個社會隨即分崩離析。
自去年秋天中共召開十九大到剛結束的人大和政協「兩會」，每五年一次的黨國領導人大洗牌終告完成。習總連任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繼續成為「三位一體」的「核心」，同時在「舉國一致」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廣泛認為是確立「核心制」的里程碑。這個過程並非一朝一夕，自從習總於十八大首次當選總書記，五年來在激烈的派系鬥爭中亦步亦趨，無可否認，其精心布局和權術之高，令人意外。究竟「核心制」的權力體系是怎樣煉成的？
五套班子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國監委）主任人選揭盅，既非傳聞的「核心的死黨」國家副主席王岐山，亦非「正國家級」的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書記趙樂際，而是「副國家級」的政治局委員和中紀委常務副書記楊曉渡，令人大跌眼鏡。
就中央對特區行使「全面管治權」之法理基礎的爭論，一直以來都聚焦在《基本法》文本的演繹和執行，奉《基本法》為金科玉律，其實適用於特區的憲制文件遠遠不止於《基本法》。在「電子版香港法例」網站，除了本地法例和附屬法例之外，可以找到一系列統稱為「文件」的東西，包括《憲法》、《基本法》、人大常委的「有關決定」以及「其他憲法類文件」。由於這些「文件」不是特區制定的本地法例，因此沒有（亦不能）根據《法例發布條例》為它們編配正式章號，而只是在「電子版」網站配以參考編號。這些「文件」大致可按照其參考編號分為八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