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noplan
plannoplan
plannoplan
講旅行、講籃球、講美學、講愛情哲學,都係得個講字。做過主播、做過老師、做過農夫,做過單車旅人,都只係做過。現居德國柏林。作品見:www.plannoplan.comblossomseverywhere.com 【游城客書】

有人認為,哲學追問的是「終極」的問題,有人認為哲學「就是」終極的學問,而在這終極的學問裡應該也有一道終極的問題,即是「問題的問題」。那麼,對於這些人而言,這道問題是什麼呢?

「成年人」的世界

「成年人」認為社會規範重要,本無可厚非,但若把社會規範看得高於一切,就甚為值得商榷。王先生質問女同學:「你認為這樣做真的不會影響其他人?台上的其他同學會同意你的這種所為嗎?你有沒有尊重大會和這個獎學金的捐助人呢?你可以有其他的表達方式嗎?」四個問題,都能帶出不同主題;一者是對「影響」的理解,然後是「民意」,三是對「尊重」(特別是對權力和金主的「尊重」),四者是「方法」。

愛情投資策略

或許,我們都太厭倦了情人的甜言蜜語,聽多了落空多了,失望累積起來,最後變成不信任 — 聽說,這叫做成長。可是,我們心裡又藏著永不能成熟的一面,所以我們才會始終如一地追逐浪漫,期待激情,心想什麼時候才會遇到那個「命中注定的」 — 那個人一是從天而降、腳踏七色彩雲來迎娶我的(絕對不會是公司對面那個天天買同一款奶茶請我喝的呆子 — 我喜歡LATTE的嘛!)。

記得進大學不久時,在混亂不堪的學生報社裡見過這本書,那時大概是剛翻譯出版。我記得這本書是因為她 — 是的,我喜歡用她而不用它來形容喜歡的東西 — 的名字,但那時我沒有翻過,後來在書局幾次重遇,也沒有把她買下來。直至上年底回港掃書時,同樣在沒有翻過卻就帶了回家。

所謂奇蹟

災民要幫,不掏腰包肥貪官,兩種想法並無衝突,因為兩不相干,所以不能跳到「因此,我寧願相信奇蹟可以發生、相信我們捐出的一每一毫,是可以直接幫到災民」這種謬論。這種文章訴諸同情,實是叫人拒絕思考。教人以廉價的同情心代理自己的善行,其實跟中古時期叫人買「贖罪劵」的神棍並無分別。因為無理由可以支撐論點,所以要訴諸玄秘,說要相信奇蹟,但講到尾不過是講錢、「科水」。

歷史,被時間洗刷,也被時間記取。記憶的現場,不活在過去或將來,不活在報章文獻教科書。她在,纖細的觸動、洪壯的吼聲、默然的哀悼、思念的微笑,之中。

米蘭昆德拉說:「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遺忘與記憶的鬥爭。」發展是一種權力,記取也是一種權力。在一個輕視歷史、長於遺忘的地方,冷漠與遺忘是權力者的最佳伴侶。地產霸權不是純然的經濟發展結果,那是一種商政合謀的產物。發展主義是霸權的完美托詞,她的後遺就是沒有後遺 — 當一切都能被推土機壓下,我們會被教養成只懂讚嘆新鮮,而歷史只能活在抽象的字裡行間,過去只能成為傳說,甚至全然消逝。明天,又一段歷史要為豪宅項目讓路。一些柏林人正在抗爭著記憶的權利,當香港人面對類似的事件時,又會作出什麼選擇呢?

粗口對白是讓電影被列三級的原因,把那看成電影賣座的阻礙,應比視為其賣座元素更合理。所以說,賈的擔憂不是無理,但那實是言過其實、以小發大的「政擊稻草人」 — 建立一個誇張的論述、架起一套攻治化的分析框架,再以常識批判之。其實,真正混淆甚至偷換本土性與低俗性的,應該是她。

在十月十四日瑞典文學院宣佈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的三日後,德國人也把國內最重要的文化獎項 — 德國書業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 於法蘭克福書展其間,由德國聯邦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之手頒給一位中國作家 — 廖亦武。

大體育家

今天,大家在fb 都是投入盛事的大體育家,看奧運體育之時也用心「睇肉」,當中用的是什麼樣的眼光呢?自己心裡有數。然而,或者有所不知的是,遠在公元前七百多年的奧運會,那已是名乎其實的全祼運動會!追本朔源,英文gymnastics 一詞的字源就是從希臘文gymnos(祼體)而來,運動與身體的淵源不言而喻。而古希臘時代也是西方歷史裡一段少有地正視身體的時代,只要懂一點西方雕塑史,就知道古希臘和彷古希臘的文藝復興時期有過特別豐盛的裸體塑像,可見希臘人如何欣賞和讚頌身體與力量之美,這種眼光,不是單純的「大睇肉家」的眼能懂的。

春戀的距離

為什麼距離在愛情事件裡那麼重要呢?或許其一解答,是距離能提供了一種近似「偷」的快感,直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在《懺悔錄》的偷蘋果故事所寄喻:「一次深夜,我們把樹上的果子都搖下來,帶著走了。我們帶走了大批贓物,不是為了大嚼,而是拿去餵豬。雖然我們也嘗了幾口,但我們所以如此做,是因為這勾當是不許可的。」

是夜,柏林下著微雨……

是夜,柏林下著微雨。已經是六月了,上星期氣溫達三十度,但今晚卻只有十度左右。初夏的夜來得有點晚,十時許太陽才告下落,足讓燭光在夜幕微醺。想起,上年七月二日離開老家,由一張價錢不可思議的機票載著自己和一件黑色T-shirt來到柏林。它一直藏在行李箱下,等待著今天。幾天前收到不相識的人邀請參加一個活動。那fb名單上人數不過三、四十人,大底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互相傳播而成,明顯欠組織、鬆散又突然,相比一些出師有名大張旗鼓的活動,讓人懷疑成事機會有多高。活動前兩日也不過三個人點了 “going”,只我點了 “maybe”;然後日子臨近,也不過多了五、六人說要來。那時還想,要不要去;不如照原來想,一個人在家,看著朋友從維園發來的照片、聽Youtube上那些歌,然後在陽台上挾一柱清香,默禱就好。還好,最後是來了。

一向悲哀的發音掙扎

新聞工作者讀錯字是很悲哀的。這並非批判話,而是同情語,所以不應解讀成「做主播都讀錯字,真可悲啊!」,而是「做主播讀錯字,會很可憐……」。然而無論是何文匯式正音還是王亭之推舉的約定俗成原則,對一個並非語音大師的普通新聞人而言,要決定取哪種原則來堅持,亦非易事。

圍牆築起的和遺下的

原是近在咫尺的親友被柏林圍牆分隔,甚至不少父母離世前也未能跟在牆另一端的子女見面,直至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只用幾天建成,卻苦等了二十八年才告拆毀,而存於民眾「腦內的牆」,或更需幾代努力才能真正消弭,若今天我們不堅持向多元啟蒙的方向走,即使短線能嬴得幾場戰役,但到頭來,真正的進退又該當何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