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革命（revolution）與運動（movement）的字詞使用之辯，可以巧妙地作為香港青年認同定位的一道揭示。梅篤斯（T.T.Meadows）認為革命為「政治制度的更替」，即便沒有流血、戰爭或是武力衝突，革命仍可能發生，判斷革命的依據應著重於體制更替的基進型（radical）轉變。有趣的是，雨傘革命中重啟政改的訴求尚未達成，真普選的機制至今也仍舊不見出路，依然許多香港青年人以革命稱呼這場行動，這代表著新一代香港人面對中共挾持的中國，早已不存在以往的家國情懷，對於香港政治的想像，也存有相當深遠的企圖，革命成功的圖像則置放於可實現的未來，雨傘一役方不過是啟動長征，以爭取港人命運自決的宣誓大典。
歷時七十九日的雨傘革命以失敗告終，追求民主的熱情消褪後，曾經熱血的港人回到忙碌的生活中，對政治的參與或許只能從黃絲帶頭像中窺見。可是，實際上香港早已面目全非，獅子山下的繁榮自由不再，陰霾籠罩着維港兩岸的我們。言論自由逐漸遠去，警察的暴行令我們感到陌生；教育中的政治色彩令我們咋舌；政治生態也歷畢翻天覆地的改變。面對陰霾，當務之急固然是要認清處境，自奮自強。
港府施政倒行逆施，民生民主駐足不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反成貶義詞。港府漠視民意，非暴力抗爭是否走到盡頭？本文先探討香港非暴力抗爭的來源，再討論非暴力抗爭在體制內外的可能性，希望在一片無力感中尋找抗爭出路。
雨傘革命之後，香港步入後佔領時代，近日湧現的反水貨客示威被看作抗爭之延續。然而，反水貨客示威早已有案可稽，後佔領時代只是一個讓大家重新正視一簽多行問題的契機。「光復行動」一浪接一浪，沙田、屯門、元朗等地相繼被光復，走私猖獗的情況得以暫緩。若對比一二年的「光復上水站」，以及回溯近年中港矛盾激發的示威，均可見組織方法、抗爭手段、地點等已起明顯變化。
保聯派常言，退聯派意氣用事，拖垮大業，如今北方敵人壓境，外患未去，內訌已生，是為自亂陣腳，瓦解力量。學界問題，學界解決，兩派之爭，能夠付諸民主票決，本是文明舉措。可惜，退聯派發起公投以來，頻頻遭到所謂同路人抹黑，形同批鬥，非黑即白，有意將退聯自決打成中共滲透，扼殺討論，實在有辱斯文。退聯在學界仿佛成為禁忌話題，動不得，也談不得，稍有討論就會被判為異己，口誅筆伐。須知自由可貴，在於和而不同，民主之下，必有分歧。蘇格蘭獨立公投尚且可以發生，那麼保聯派為何在退聯一事上卻無法表現自信，反而打壓對立言論，無異於極權者？民主公投，不作公平較量，反而訴諸旁門左道，只會印證香港人難脫奴性，盲目崇拜，不配擁有真正民主。
曾幾何時，其實《學苑》好紅。今天批評我們的劉迺強、陳文鴻、王卓祺，也曾在《學苑》辦報，也有過理想。其實，將現在《學苑》視之為港獨，從前的《學苑》視之為國粹，真的簡化了事情。《學苑》是最自由的天地，每個編輯也有自己的想法，根本沒有固定立場，也沒有「老鬼干政」，有的，只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在編輯室遨翔不同思想領域，觀點往往惹來非議，其實，不過是因為早慧的少年看得比別人前。以下我所寫的不是理論文章，更不要視之為「《學苑》思想史」，只是將我所知的、感興趣的寫出來，希望藉此勾勒出《學苑》的思潮變化。
朱濤是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任教建築及關於空間政治的CommonCore課程。他在大專界發起罷課的期間，到過立法會討論區講授「在地上行走的權力」。學苑記者當時有幸在場，聽到其指出是公民重奪了街道的使用權，令人印象深刻。雨傘運動已經結束，長達七十九日的佔領運動，波及旺角、銅鑼灣、金鐘。人們難以忘記三個佔領空間的美好印象。旺角佔領區處於繁忙喧鬧的彌敦道，區內抗爭者的守望相助卻洋溢深厚的人情味；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的，有一個小社區，以海報標語作城牆，不少行人於此駐足欣賞；金鐘「夏愨村」更百花齊放：讓莘莘學子邊抗爭邊讀書的自修室、寫滿港人訴求的連儂牆、數之不盡的裝置藝術、連綿不斷的帳篷，使金鐘佔領區儼如一個文化藝術烏托邦，擴闊了港人對空間的想像。就此，學苑訪問了朱濤，探討香港的空間問題，分析雨傘運動中及結束後的空間政治，摸索我城空間的可能性。
建制人士，如梁振英、馮煒光之流，趁機要人表態是否支持港獨，某些泛民人士又急著明哲保身，極速跟「港獨」劃清界線，失去應有的思考能力，回應失當。答問題前要先釐清問題的關鍵用字，這是中學生也知道的思辯技巧。面對梁振英或馮煒光這些文革式質問，急著切割是下策，不如反詰他們：到底什麼是港獨，希望他們闡述。
雨傘革命是一直潛伏的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的爆發，尤其突出了三大矛盾，將影響香港未來政局發展：中港矛盾、世代之爭、民主力量路線分歧。這些矛盾的影響會在來年的立法會選舉及接下來大大小小的公民抗爭中出現。
港英走後，香港被中共第二次殖民，香港從沒有解殖自主。一百多年來，香港人做穩了奴才，從今起，香港人要反抗，不斷反抗，直至我們成為主人，告別要人當奴才的中共，遠離享受當奴才的中國人。雨傘世代是香港新的民主力量，無論行動手段、意識形態亦不同於上一代，在愈趨成熟的本土論述影響下，以及不斷的公民政治運動中，雨傘世代正形成有強烈「香港人意識」的政治命運共同體。
我們該如何理解，一個長期被指為經濟掛帥而「低度整合」（minimallyintegrated）的城市，竟有近六份一的人口投入是次民主抗爭？究竟香港正經歷何種更深層的意識和結構改變，促使這場運動爆發？本文將透過探討民主與民族的關係，分析近年興起的本土意識及雨傘革命的啟示。
在「扮民主」的香港，抗爭要考慮民意，有時我寧願香港沒有選舉，佔領運動不再是泛民的包袱，那大家便不用顧慮選票，一鼓作起地抗爭。試想：中國大陸的示威比香港的暴力千萬倍，不講西藏新疆，河南有人因投資受騙而堵路、海南示威者追打警察，他們講不講民意？佔領馬路前一年有沒有Deliberation Day？香港不會有這種類型的示威，因為發動者要考慮形象、講民意。
筆者對上一代民主力量為香港所做的萬分感謝，但時代已變，年青人實在覺得上一代沒有在建制爭取到什麼實質的成果；在建制派、年輕人夾擊之下，泛民會否萎縮，成為「民主回歸」死亡的時代印記？
共產黨漠視章法，判死普選。港共政權棄守邊關，助紂為虐。匪賊亂港，指鹿為馬，港人不甘受宰，奮勇起義，釀發雨傘革命，堵塞街頭力爭普選，聲勢浩大，洶湧澎湃。然而革命過後，政治改革了無寸進，一眾義士平白蒙冤，港共爪牙更形囂張，矢志殲滅港人族群。如今風雨飄搖，港人面臨滅族，只有一場徹底的本土抗赤革命，方可自救。
梁振英對年輕人的政制訴求充耳不聞，反在施政報告大會公開批評學苑，敵視年輕世代。施政報告大會本是關乎民生大事之場合，現在竟淪為特首批鬥年輕人的平台。梁振英作為特區首長，竟容不下一個學生傳媒的政見，更遑論聽取民意，推動香港政制發展。
年青人的勇氣打破了絕望，帶來「雨傘革命」，香港人一步也不能走錯，現時必須認清戰略及目標。現在，絕不是佔中三子講的那種形式主義的「和平佔中」，現時是公民自發的「雨傘革命」，用據點遊擊戰術，長期癱瘓港九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