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域
凱域

中聯辦的全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五條,中央人民政府即是國務院。這表示中聯辦是隸屬國務院,2012年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上任時,亦是由國務院公布任命。

面對如此薄弱的權力基礎,他可運用的策略不多,其中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就是製造稻草人,誇大內部政治危機和外在威脅,達到所謂的「Rally-around-the-flageffects」的效果,使中共各派和建制精英暫時放棄內鬥,一致對外。明乎此,就會了解到為何梁振英會煞有介事地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苑》,指其鼓吹香港獨立,前幾天又在沒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高調批評「雨傘運動」和泛民議員受外部勢力干預。

雖然回歸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香港是一擁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有自己的邊界、政治社會體制和居民資格,內地人不能隨意移居香港,必需按相關法律程序申請。所以從分析上來說,香港可以說是一個獨立的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有自己的「公民」資格,當然此「公民」不是指中國公民,而是實質享有香港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個人。

管治權與主權不可混淆

《基本法》定明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這點沒有異議。但關於管治權,筆者認為中央已跟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和《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裡的相關規定把國防外交以外很多範疇的管治權下放至特區政府。例如《中英聯合聲明》訂明,「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基本法》第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有人說,不需要太嚴謹地看待遊行人數的計算,這點筆者並不苟同。第一,在香港,民主運動可以依賴的物質資源缺乏,要爭取市民支持,靠的主要就是道德力量。民主運動的領導者要使市民看到他們是無私和正直地為香港的民主進程努力。當七一遊行的人數因為沒有客觀嚴謹的統計而受人質疑時,整個民主運動的道德力量就會被削弱,號召力就會減低,這長遠來說對整個運動沒有好處。第二,遊行人數如果巨大,可以用來向政府施加壓力,使其回應市民的訴求,但前提是遊行人數必須是準確可信的,否則政府根本無需認真對待,可見嚴謹客觀地統計遊行人數非常重要。

民生議題突出 不利拉布維權

這次「拉布」的目的,是要阻止「議員出缺安排條例草案」和「版權修訂條例」通過。前者是為了阻止議員辭職後六個月內再參選,而後者則有機會削弱市民「二次創作」的自由。至於公民權利和自由這些「非物質」議題,由於不能即時改善民生,所以並不是市民現時最關心的。所以,今次議員針對的這兩條法例進行「拉布」,都比較難獲得市民的普遍支持。更嚴重的是,在政府、建制派,和梁振英的大力宣傳下,議員「拉布」可能會令部分市民覺泛民主派是麻煩制造者,或是只談原則,不吃人間煙火的理想主義者,這對泛民在立法會選舉極為不利。

社會裂痕與建制派之分裂

我認為,中共內部的鬥爭固然會影響到香港「建制派」的內部發展,但這並不能完全解釋現在「建制派」的嚴重分裂。我嘗試從建制派形成的歷史和社會裂痕的角度分析「建制派」的分裂。今屆特首選舉建制派的兩名參選人中,唐英年代表的正是「財團派」的利益;而梁振英所提出的親基層政綱則獲得不少民建聯和工聯會人士的支持,反映階級矛盾的確影響了「建制派」的團結,加上北京權鬥的影響,最終分裂了建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