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小學教師，因維護「世界和平」的緣故，在街上痛罵了「青年關愛協會」及部份疑似執法不公的「香港警察」。而因當中用上了英語粗口 “Fuck”，而被千夫所指，最後在壓力下，只好公開道歉。本人從來不鼓勵人說粗口，但也不反對人說粗口。因我清楚明白到，粗口也是語言的一種，它存在是有其特定的意義，而沒有任何一個字詞，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字詞。就算表面意思相同，但當中所帶出的「語感」也不一樣。
談到這個「公投」的情況，也又真是事無大小也可以公投，而除非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否則瑞士的投票率不會低於40%，而且是記名投票，超級超前世界標準。搞得連聯合國也要過問，但也只能「記錄在案」而無法加以「問責追究」，皆因聯合國人權公約規定，為了「保護人民自由投票，投票要不記名」嘛。瑞士人的反應是「民主不需要外人來保護」。真豪氣。在這種社會制度裡面，請問你可以如何「瞞上欺下」搞腐敗？
臨近八月，各大專院校的迎新營即將舉行。自從02年中大迎新活動「四院互片」中出現性意涵的橫額和口號，傳媒與公眾愈來愈關注大專院校的迎新營活動。接續大專每年的迎新活動都被傳媒揭發有大學生玩帶有性含意（本文將用「性含意」代替「意淫」一詞，因為「意淫」有時有著負面的意思）與有身體親密接觸的遊戲，引起公眾廣泛討論，大部分都是批評遊戲意識不良與淫穢，大學生道德的水平愈來愈低。到底，在迎新營之中玩這類遊戲，是否具有道德問題？本文將嘗試分析這問題，既使最後你並不同意文中的結論，但至少能令你更了解爭議中的論據。
1992年，美國富商貝羅特宣佈參選總統，擁戴者眾，貝羅特因事退出後再次宣布參選，聲勢驟降。研究人員一直調查貝羅特支持者的心態，曾囑貝羅特有過的支持者回憶他早前棄選時的反感，發現貝羅特再次參選後還支持他的人多錯誤低估當初得悉他棄選的反感，而這時不再支持貝羅特的多錯誤高估當時的反感。記憶充滿孔洞，而我們都慣以當前的感覺將舊憶的孔洞填補。
高達斌斥責「策動佔中的人只是少數，根本不民主」，和大部份的香港人利益對着幹，但隨後被王浩賢問到，為什麼香港不實行普選真民主的時候，高達斌又義無反顧地叫囂「因為真理永遠在少數人那一邊」。大致上就是文首那幾句重重複複的說話。
前後兩段說話一併起來，到底真理是在多數人那邊還是在少數人那邊？ 自己前後的邏輯完全對立。這種情況，除了是精神分裂、可以一個人同時演出兩個相反的角色之外，別無其他任何合乎科學或邏輯可以解釋，只能歸類這是一件近乎「神打」一類的「靈異事件」。
在今日多元自由的社會裡，尊重確實構成我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時刻都會聽到「尊重」一詞：尊重他人的意見、尊重他人的選擇、尊重場合、父母、長輩、不同文化等等。但當真正與他人相處與生活，我們有時卻會對這些說法產生動搖，尤其是我們感覺有些人似乎不值得我們尊重，便會產生疑惑：到底我們應該只尊重那些真正值得我們尊敬的人，還是無論如何我們也應該尊重任何人呢？會不會有些情況，我們反而需要學習不敬或不尊重？尊重會構成什麼道德要求，它是否一種人們必須履行的義務嗎？尊重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到底同志運動裡，追求同性婚姻是為了什麼？一種可能解釋是，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是平等權利：異性戀擁有婚姻權利，而同性戀與異性戀沒有哪一種是更為低下、不符合公義或道德錯誤的，因此同性婚也應該擁有這種權利。但這種平等權利論有其局限性，它不能刻劃出婚姻權利本身到底有什麼合理的基礎。同性戀者把同性婚姻列入同志運動裡，到底純粹只是爭取一種平權，還是更爭取一種對同性戀、同性家庭等涉及婚姻價值的公共認同。後者不是平等或自由的倫理探討，而是更深層地問到大家：戀愛、家庭、婚姻的本質與價值何在。
今次的回顧，也真的猛然提醒了自己，其實一個「假」字，幾乎可以貫穿整個蘇聯歷史。而人類歷史上，可能真的從來沒有鬧過這麼大的醜聞。而蘇聯的倒台，簡直也是有點「兒戲」。
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其中一項關鍵安排，就是要將蘇聯的舊集權模式，修改為聯邦模式，以切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因為集權式計劃經濟已到了千瘡百空的程度，所謂經濟成就，實在是假得不能再假。(前蘇聯笑話：國企的工作關係 – 員工在假裝工作而國家在假裝付錢) 。再不改革，蘇聯根本撐不下去。這個思維並不是什麼外國間諜的陰謀，而是蘇聯學者和領導人經了幾十年經驗累積的結論。
英國佬根本很多時候都不跟機制辦事，而是採取「政治判斷」來決定加薪幅度有多大！ 而港督以及管治團隊，都不會死跟什麼研究報告噢，那是用來「參考」的而已。決策這回事，從來都有一個「公眾利益」的大前題，而這個所謂「公眾利益」，說穿了，還不又是「政治考慮」嘛。
講得好聽一點，這種「委員會」什麼的機制，只是用來讓政治決策變成「咨詢式民主」的掩眼法，也讓公務員覺得受到很高的重視。但其實決策者一早已四出打探過，而背後也早已協商好，知道加到什麼水平才會被最多人接受而不致於癱瘓政府的財政資源和社會運作。這種背後進行的「討價還價」技巧才是最重要的東西，而不是什麼表面的「機制」呀。因此英國人使用這部機器來做「決策」好像無往而不利，足以好好管治一個橫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國」。反而歷屆特首同樣使用這個「機制」反而搞到一頭霧水，連一個小小的城市也管治不了。也又真發人深省。
而香港人其實要做的，是要先老實反思一下自己的政治水平到了什麼程度，足以駕馭英國佬留下來的「政府」。還是要像愛國份子一樣，最好是把舊東西都通通砍掉、推倒重來？
TVB真人騷《求愛大作戰》只播出第一集，已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節目顧問教練Karl Hui，全身衣綠，小動作也特別多，惹來網民批評他不男不女、舉止姣味十足，亦爭問他／她是男還是女。對於這些批評與爭問，女性主義者通常會加以強烈批判，主張這些輿論都是源自大家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把性別狹窄地理解為只有「非男即女」這種偽二元對立的方式。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政體」的衰亡可以快得過香港。因此從技術上來看，不能叫「衰亡」，而是「突然死亡」，或者簡稱「暴斃」。但其死狀之古怪，也又不能加以準確分類，因此只能稱之為「離奇暴斃」。
這個原本好端端叫做「行政主導」的政體，經歷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耕耘栽培，在1990年被 Milton Friedman 形容為「可能是自由經濟的最佳典範」。香港的成就，算是人類歷史上值特大寫特寫的專題。
之不過回歸只是一段小時間，香港的金漆招牌就一直插水，每一屆的行政長官一蟹不如一蟹。
陳雲老師在一月接受陽光事務訪問時，已經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就是現實政治。這個事情其他人不敢來做，愛惜自己的羽毛，那就我來吧。」與張欣欣連橫合縱，是政治現實的謀略，他日香港城邦垂範中華，驅逐美帝，解放東亞，張欣欣與陳雲老師，必定成為媲美劉禪與諸葛亮、項羽與范增、光緒與康有為的君臣配。
就算是從藝術理論的角度來看，鄧小樺的說法也站不住腳。他自己就提到「藝術可以好兼容，定義好廣闊」。這是典型的後現代理論，主張藝術家或作者已死，任何東西皆可成為藝術，只在乎人們如何詮釋。本來我就對此美學理論就不敢苟同，這也罷了，就讓我們假設這理論為真，那麼為何人們不能將鴨仔詮釋成為非高層次的藝術品，純粹因為它的可愛而喜歡，而偏偏一定要把它放置較高的藝術地位，繼而批判作品，甚至更批判欣賞者？這是徹底的自我不一致，可見鄧小樺的理論根本不能自圓其說。
文字的政治功能的確十分強大，它能夠將一件平平無奇的事情加以演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時亦能將一些嚴重事故掩飾至模稜兩可。文字、或者是語言，它甚至能作為一條界線，大至界定一個人國民身份地位，小至分辨群體身份象徵。你說港式粵語，七分廣府話夾三分港式英語便是地道香港人；那邊他說一口捲舌腔你對他一個態度，這邊一個滿口「喔、欸、噢」，你對他又另一種態度。
學者們原本都是「人上人」，只要肯服從教廷的權威，將自己的學識用於繼續「維穩」，亦即幫手迷惑民眾，讓他們變成不懂懷疑的羔羊，他們自然就可以享受無盡的繁榮安定。但偏偏這幫不識抬舉的讀書人，硬就是要研究學問，更讓其他人也愛上研究學問，那才是「戲肉」噢。
為知識而做學問，還是為利益而造學問，這個其實正正就是文明的抉擇。
假如你讀過思考方法或是分析哲學的入門，也許會聽過關於「分析／綜合」的區分。「分析／綜合」這區分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哲學家萊布尼茲區分的「理性真理」和「事實真理」。後來哲學家休謨和康德都有類似的劃分；但將此區分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引發哲學討論的，就是來自於20世紀初最「強悍」的哲學派系：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這個學派主要從語意的角度將語句區分為「分析／綜合」。本文將會嘗試說明這種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