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看民國初期那些文學家的男歡女愛。當時舊社會的思想枷鎖分崩瓦解，自由主義的新思潮洶湧而來，多少情愛故事，即使以今人角度，仍然相當「爆」。仔細讀來，箇中七情六欲與常人無異，只是遣詞用字，匠心獨運。這些「八卦舊聞」起碼對中文造詣有所助益。
大多數香港人都是第三四代移民，祖父輩對中國大陸仍心懷情感，家族或多或少亦與內地有所聯繫。然而他們心中的「中國」故鄉只不過是一個文化信念，但此文化信念並不一定引伸至政治立場。我的祖先來自中國，並不代表我要義無反顧地愛中國，這正是很多台灣人的立場。又如美國白人大多來自歐洲，認為歐洲是其文化根源，但至少就我所見，至今美國白人並未有聲勢浩大的「回歸歐洲」運動。
配上立體機動裝置的杜甫，在惡搞作品中確係神作。當你熟讀唐詩，背得十數篇古文，並將之運用自如時，你就可以像《進擊的巨人》的主角一樣，手握對抗巨人的武器了。語言文字不單是溝通的武器，還是對抗媚俗的武器。讀過《六國論》，就懂得鑑古知今，知道香港人今日之亡，就是亡於「弊在賂秦」﹔讀通古文，就懂得陶傑所講的「崇優」，知道何謂文字的品味，自動產生對共產黨八股免疫的抗體；懂得何謂「鄉愿德之賊也」，就洞悉港共殖民政府日講夜講的和諧包容，就是鄉愿之極致。艾連和三笠尚且要學習運用立體機動裝置對抗巨人，現實生活中的我們缺少流暢的文字和語言的表達能力，又如何抗衡鋪天蓋地的洗腦和歪理？
日前學民思潮因被惡警阻撓，而要穿過金鐘太古廣場往中聯辦。其間，有一男子向他們大罵：「嘈就得？封晒條路吖不如？遊行係咪大晒啊？」（請參閱《蘋果動新聞》）遊行不是「大晒」，但肯定比你大，你要行街、Shopping，無問題，但在仁義面前，唔該行埋一邊。這是極其淺易之道理。朋友，你有無讀過書？
陳雲老師昨日最新聖訓說：「香港本土運動是激烈的抗共行動、維護香港利益行動，沒有溫和這回事。」放眼香港，要行動激烈的，絕不會是被推入港大後樓梯就哭得哀傷，被男警伸展「抱」負而無力頑抗的社運青年男女，而是存活於新界一帶鄉郊的一眾原居民。為何陳雲老師及其「城邦派」門下，卻一直無視這一群最本土，又勇武的族群呢？
首先，城邦大法主張的香港城邦，是為保衛華夏文化精粹，他朝垂範中華，建立中華聯邦。本土原居民還保留太公分豬肉，丁權傳男不傳女的華夏文明傳統。要垂範中華， 驅逐美帝，解放東亞，看來必始於本土原居民祖宗祠堂裡的廟算。
那天聽到您女兒不想在您舉殯時穿孝服，並看到自您死後，您女兒的生活一切如常地忙碌，甚至在您舉殯的日子，計劃要處理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我就想起莊子這段故事。失去至親，夫妻也好，父母子女也好，誰會不傷心？問題是，人都走了，搞甚麼法事，做一場大龍鳳，又有何用？做給誰看？再說，做子女，孝不孝順，就看有沒有披一件孝服嗎？有沒有大哭一場嗎？
陳雲老師在一月接受陽光事務訪問時，已經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就是現實政治。這個事情其他人不敢來做，愛惜自己的羽毛，那就我來吧。」與張欣欣連橫合縱，是政治現實的謀略，他日香港城邦垂範中華，驅逐美帝，解放東亞，張欣欣與陳雲老師，必定成為媲美劉禪與諸葛亮、項羽與范增、光緒與康有為的君臣配。
「空」並非「有」的相反，而是一切的「有」本來就是「空」，而「空」亦不是「無」，因為執著於「無」就會否定了因緣而生的「有」，換句話來說，「空」描述的是「萬事萬物是因緣而生的，又是環環相扣」的宇宙事物本性。了解「空」的道理，就無須拘泥於形名，亦無須依賴感知，「四諦」、「五蘊」、「十二因緣」全部皆空，故此經中描述全部皆無（非「有無」的無，而是「無須」的無，現代漢語為「毋」）。
直到西周行封建制，宗法制度運行天下後，官方帶有極濃厚政治意味的禮儀才變得制度化和程式化，滲透在各階層的生活內，目的為鼎示身分、等級、尊卑，以固統治。例如姚偉鈞在其著言及，用餐時之席地，西周也有禮制規定，天子需用五重之席，諸侯三重，大夫則二重。
當我們祖先由采集、打獵維生過渡到原始的農業社會後，穩定時間的用餐制才出現，姚偉鈞指出其時之百姓為適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勞動，從發掘出的甲骨文也有「大食」、「小食」可證，他更引述學者董作賓《殷曆譜》的說法：「商代的記時法，稱上午7時-9時為『大食』，下午15時-17時為『小食』，兩餐就食的時間已形成慣，故被納為時辰專名。」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日常食俗亦由此而生，可為一例。
「現今的武館只有小童會來學武，因為他們的家長要將子女練習的過程拍成短片，給小學校長看，作入學用途。不為學武而學武，自然無法練出傳統武術精神。」劉家勇師傅長居美國，他觀察到外國人比中國人更尊敬中國武學文化。更懂尊重師父 － 即使居住的地方遙遠，仍願意花上數小時的來回路程，為求學習一兩個小時的洪拳。也用心學習功夫背後的中國傳統思想、哲學。提起香港武術界的未來，他們更感嘆道：「可能將來中國人要跟鬼佬學功夫！」
文字的政治功能的確十分強大，它能夠將一件平平無奇的事情加以演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時亦能將一些嚴重事故掩飾至模稜兩可。文字、或者是語言，它甚至能作為一條界線，大至界定一個人國民身份地位，小至分辨群體身份象徵。你說港式粵語，七分廣府話夾三分港式英語便是地道香港人；那邊他說一口捲舌腔你對他一個態度，這邊一個滿口「喔、欸、噢」，你對他又另一種態度。
「抵死」中的「抵」字，此處同「牴」，有觸犯之意，所以「抵死」就是指犯下死罪了。流傳至今，粵語話人「抵死」，便引申有該死、活該的意味，像是詛咒，或是洩忿了。例如：「呢個狗官喪盡天良，壞事做盡，有呢個下場，抵佢死！」
或許嶺南人愛煞曹操這種好像帶點無奈的悲涼格調，故常宣之於口，當中的「對酒」、「幾何」就成為我們粵語中的熟語了。「對酒」的「對」字本身是讀第三聲（音兌），但口語時為更響亮，會升高為第二聲，讀排隊的「隊」音，就是解和別人一起喝酒；「幾何」的「何」字則原是讀第四聲，同理，口語時轉為第二聲，讀「可」音，有不常見、難得的意味。小子這次就以一番對話作結吧！
施密特先生釋此名為「豐收之歌」，是播種與期待之歌，也是收穫與歡愉之歌，象徵著耕耘和收穫的喜悅。（見維基百科）將用戶搜得所需的滿足連繫至農夫收割辛勞所得的作物時那剎的喜悅，不能不說是一個有趣的聯想。可惜，俗語有云：「不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沒有文化的人是可怕的，小子絕不能說賺得身家數以億計的施密特先生沒有文化，所以，這句要修正一下：沒有中華文化的人改中文名是可怕的！
縱觀歷史，中國和其他歐陸古國在十五世紀以前分別不大。公元一二七五年，馬可孛羅二度來華之際，對天朝文物嘆為觀止，稱譽有加，可見其時中華物質文明肯定在歐洲之上。後來歐洲經歷文藝復興，啟蒙時期和工業革命，精神與物質文明均有長足進步，終至今天西學稱雄的局面。但數百年下來，中國墨守成規，恃天朝上國文化以自矜，從社會至思想並無產生根本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