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好諗住啲嘢都有其他人做，就可以功成身退。因為剩低落嚟嘅人，可能未掌握到成件事嘅脈絡，可能因為冇人帶住而頓失方向…如果你曾經參與過，盡可能守到最後啦，唔好輕易放棄。」唔係話件事必須要有邊個先能成事，但最好唔好掉低你嘅戰友獨自承受，搵唔到出口。迷失咗，更加要捉實同伴，一齊行返出嚟。
我經歷過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明白襲擊後的恐怖。1)爆炸前30分鐘，我仍在Boylston_street現場，只是早走了。2)MIT校警就在我Lab樓下(Building_32)被槍殺，只是我偷懶無返工（偷懶萬歲！）…我嗰晚好驚，本來諗「一星期唔出街，以後見人都要提防」但原來我錯了……
若然咁多瓣人都係講多過做毫無實力的話，咁挑通眼眉的街坊，就自然會揀餅仔派最多的。呢個就係灣仔區議會「民主實驗」失敗後親建制派大舉回潮的主因，之前都講過唔重覆。返返去睇，青年新政打告急確實無用，洗樓亦一定唔夠有政黨同夠地區椿腳嘅嚟，甚至簡單講所謂傘後組織可能連保安都唔放你入去。被人後來居上，道義上當然係後來嘅唔著，但形勢比人強，都係無可奈何地認命。
否決陳文敏當副校長，委員的理由竟是沒有在他跌倒後問候他；對陳文敏學術能力的質疑，同樣經不起法律教育界別的推敲。這時會議已經不再公正，水平低落，理由荒誕，集體犯錯，去到一個無法自我修正的地步。
「屋企有鉛水都冇辦法架，唯有叫姐姐抬蒸餾水回家啦！」這句話的重點在「姐姐」，即外傭的委婉語。有了姐姐這種底層的奴隸，很多本來難以容忍的事情都可以外判，李嘉誠管理心得之一，問題外判了就不存在啦，得咗。奴隸二字會惹來一些人不高興，或曰：你情我願，出賣勞力，何以標籤外傭為奴隸？出賣勞力當然不是問題，但留宿的制度，加上香港狹窄的居住環境，逼使外傭不止出賣勞力，實情是完全犧牲了作為一個人應有的生活和尊嚴。
香港民族的生成，可以看作是香港人抵禦中華帝國主義的過程中握有的武器與籌碼。從其出現然後成長，一系列的演繹動態必然存有政治考量，然而此並非能以民族運動的結果判定，故當中共殖民政權或黨媒盲目以「分離主義」、「港獨」等修辭攻擊時，更顯出當政者對香港民族或將威脅共產黨治港的管治合法性的恐懼。然而所謂政治考量，不過是香港民族渴望守護自我文明時，真誠的吶喊與宣告，好使其自由的價值與文化得以傳承，並持續展示與中華民族或世上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主體。
香港人的「理性科學思維」，「我哋有專家意見」。的確，那四棵樹每年能生產多少GDP？除了觀賞和乘涼之外有甚麼經濟價值？而「科學地」說，要為那四棵樹訂下一個「危險指數」也只是彈指間的事，多麼科學多麼客觀，反觀你們要求的「美」、「回憶」，能量化嗎？有科學數據支持嗎？沒有！
家住郊區，近年中秋常看到人在附近放天燈。我家附近即是什麼地方呢？就是有山有水有紅樹林之地。天燈墜落山頭，或跌進水中，在中秋夜都是常有的事。每看見一個天燈升空，心裡便生一股怨氣，因為有升必有降，這些天燈最後都會變成廢物，落到你我難及之處。
社會關心副校任命一事，重點不在陳文敏教授這一角色之上，而是大學最高權力機關在任命上是否遵循應有的程序，理性務實地處理當中的爭議。一所不能恪守自主原則的大學，其維護學術自由的決心必成疑問。教育是社會再生的原動力，只有透過大學理性自主方能培養知識和意識形態的自由發展，幫助社會邁向健康多元和理性文明。由此可見，大學自主從來不是大學的自身事，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學生和社會為「非其非」而挺身而出，是無可厚非的。
家母就說：「係囉！人哋d學生就唔會咁嘅，點會粗口爛舌咁衰吖！學你哋兩兄弟咁咩，成日講時事講到粗口爛舌咁就好唔啱啦！好彩你哋出去冇講咋！（其實她不知道我與朋友談時事時經常廢青現身，粗口橫飛）」
當權者故意用「紀律」「秩序」「維持和平」之類中性或者褒詞去包裝軍隊，加上傳媒隱惡揚善，政治文宣竄改史實，影視故事英雄化軍人，極權專制最疼愛只有被植入思想的奴隸，朕一聲令下，無論鬥地主、殺美帝、批鬥政敵，甚至實彈殺平民，一呼萬應，這個世界對朕來說多麼美好。
「好啦，打夠啦，不如畫好條界，以後大家互不相干，好唔好？」於是喺1648年，就出現咗「西發里亞和約」 （Peace_of_Westphalia），白紙黑字寫明，大家以後就以「國家」（state）相稱，所有貴族對土地、人民嘅權利，就只限於自己個「國家」之內，而呢啲權利，係唔可以互相侵害。自此，現代「民族國家」（nation_state）呢個概念（因為當時喺埋同一個國家的，多數係講同一種語言同有共同生活習慣，所以會開始有「民族」嘅觀念，所以就叫呢啲國家做nation_state）就確立起嚟啦！
記得六八學運期間，德國激進左翼曾經試圖「解放」兒童性慾，從幼稚園開始即要為幼童實行性解放，展開各種性啟蒙、性接觸，否則一經社會教化，「成人主義」（adultism）、「家長主義」、「中產思維」的禮教枷鎖便難以消除。六八學運失敗告終，人類補完計畫不了了之。此段陳年往事，今日綠黨中人亦不堪回首，儘管仍有不少人士依然念念不忘，蠢蠢欲動。
在政治的歷史上，「少數服從多數」從來不是常態。幾千年來，一小撮人之統治被視為理所當然。到18世紀未、情況出現根本變化。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湧現出政治觀念徹底改變的思潮。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初次運用在統治上，剎那間特權階級失去了往日的正當性。19世紀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抬頭，更進一步確立政治由重視少數邁向多數的民主邏輯。如功利主義始創者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言，公義謀求「最多數人之最大幸福」，政治的焦點開始落在多數人的幸福上。
今次美國最高法院判案，係5-4決定。即係，只要嗰五個法官有一念之差，判決就會反過來。一個影響幾億人嘅深遠判決，竟然可以係命懸於一人一念，其實都幾得人驚。我諗歷代教宗都冇咁嘅大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