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基嘅生意頭腦同鼓勵創意，人人旨知，人人佩服。不過，佢嘅廣告宣傳創意，同樣叫人拍案叫絕。點解城市電訊同香港寬頻都受到港人愛戴呢？韋健心諗因為當年王維基曾經推出一套又一套別出心裁嘅好廣告。呢篇文章唔談電視發牌、唔講黑箱作業，純粹分享我曾經睇過嘅城市電訊同香港寬頻廣告。
上世紀九十年代，身處象牙塔的學者也熱衷研究香港人身分問題，參照外國學者對香港人文化身分的描述，多以「夾縫」(in-between) 去說明香港人的處境。「夾縫」的確突顯了香港人身份的曖昧和尷尬。我們並非英國人，我們只是在英國殖民地生活的香港人。我們大部分也是黃皮膚的華裔人士，然而，我們和中國大陸的華裔人士又不太相似。身處「夾縫」的香港人到底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
數年前，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出版回憶錄《風雨獨立路》，提到1965年的新馬分家用上「離婚」的概念。說當年馬來亞國會以三讀通過，將新加坡從馬來亞聯邦趕出去，就好比穆斯林男人對太太說了三次休妻一樣，回不去了。然而，李光耀從政以來，他的目標不是建立一個新加坡，而是一個馬來西人的馬來西亞，一個不在乎種族血統的國家。即便是處處西化的新加坡，國家語言還是被定調在馬來語。
羅馬共和國政治制度嘅特色，在於實權並唔係喺元首或者官員，而係喺各類會議入面，而當中實權最大、地位最高嘅，莫過於元老院。元老院可以負責派遣及接待外國使者，指派官員去管理公共土地，包括埋頭先講嘅資深執政官負責嘅地區，指揮軍隊以及分配公共資金。而最重要嘅係，可以提供法律建議，然後由羅馬平民大會通過執行。簡單嚟講，元老院就係身兼而家歐美嘅內閣同埋上議院/參議院，各位立法會議員，很想要吧。
在1905-1907年， 開始收集所有殖民地旗幟的資料，重印Flag Book（資料只指出是一本由官方印刷有關各殖民地旗幟的書籍），而英廷根據在1910年出版的‘Flags, Badges and Arms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 1876年的香港旗旗章， 和1869年的版本相比， 只有一些少的差別。例如於1869年旗章出現的太平山信號站，在1876年的版本中改為旗竿。而3名位於旗章左下角的商人， 表情和神態比1869年的圖案，更為優雅。這些改變主要是畫師的手藝進步， 而1869年的版本根本無被英廷和港府批准或接受， 因此需要作出適量修改。
人民日報社原社長胡績偉，因病於 2012 年 9 月 16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歲。胡績偉，四川威遠人。華西大學數學系、四川大學經濟系肄業。193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四川日報》編輯，陝甘寧邊區《邊區群眾報》總編輯，《解放日報》採訪部主任。1949 年後，任延安《群眾日報》總編輯、副社長兼新華社西北總分社和西北人民廣播電臺總編輯。1952 年後，歷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二屆主席團成員，首都新聞學會會長，全國新聞學會聯合會會長。是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1990 年 3 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免去其常委會職務。
一個大國（以國家的情況和影響力而言，非單指國土面積大小和人口多寡）要走資，和平崛起完全沒有先例，而中國在走資路途上，資本主義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卻又與舊有大國多有相似（表現形式不完全相同，如中國所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官僚資本主義，但內部危機及外來壓力與當年大國比較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中內部危機的威脅更大）。有朝一日，當中國的國力提升至一個高度，而國內外的強大壓力和危機又不斷加劇至臨界點時，擴張會是必然的選擇。這決非好戰主義言論，而是近代大國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規律。一旦十多億人口的中國發動全面擴張（這遠非古代中國的邊疆擴張可比），無論戰爭結果如何，都肯定會為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
回想當年，鄧小平為了要回收台灣，的確做了不少功夫。尤其在於可以保持「民選政府以及保留軍隊」這兩點，簡直有點聯邦的氣味了。1983年7月，老鄧是這樣講的：
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到底這張一國兩制支票台灣是要否會接受？
「只有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而立法會不能倒閣」。這點又有些奇怪了。基本法73（9）條不是寫明有一個「彈劾機制」的嗎？ 只能說是「難度很高」，總不成變了「不能倒閣」噢。而在此也又再次具體地反映了一個「現代性」的危機。假如一早講明「不能倒閣」，那當然香港的蟻民無話說，不過既然開了這張支票是可以彈劾，那又不能當它不存在嘛。而假如現實是，這只是虛晃一招，用來「忽悠」港人的話，那麼到了普遍出現不滿情緒的話，又會發生什麼事？
2003年的「倒董大遊行」可以具體說明後果了。就是在沒有合法途徑宣洩不滿的話，那就只能用法律以外的手段來表達囉。而假如要這種表達方式不出現，除非沒有不滿，否則在政治制度上，不可能不設定「倒閣」的機制。於是乎拐一個大圈，還不又是回到「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那一套嘛！ 而假如這種機制依然不盡早確立，又會如何？ 就是市民會發現原來只有通過「法律以外的手段」才能取得訴求回應，於是乎很順理成章地，掟蕉、粗口、謾罵等等法律以外的現象就只會如燎原野火，燒之不盡矣。此謂之惡性循環。
鄧飛你這個衰仔也別禍從口出，讓真正的分離份子有機可乘了吧，我可沒有講過主權要從「時間與效力」這種觀點看呀，重點是要在地人民的同意！ 否則新疆西藏要反起來的話，看來就可以引述你的「見解」了。講說話要瞻前、也要顧後。新疆和西藏自治政府現時之確實存在以及主權統一，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新疆西藏加入成為共和國的一部份，而這點也是國際承認的嘛，這個就已經不是帝國版圖而是主權領土囉。要爭拗的話，只是其「目前的代表性」是否明確得到「在地人民的確認」而已。……
因此對於香港政制的各種紛爭，其實爭來也多餘。假如不能秉持「多元並存、互不排斥」這一條民主的原則底線，形式上的所謂民主也不會帶來安定繁榮，更遑論和平統一。先前幾篇講埃及的文章，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假民主與真獨裁，那才是大亂的源頭。因為兩者都明顯背棄了「多元並存、互不否定」這一個民主的基本原則。
南美本來是熱情而擁抱自由的國度，但世間彷彿不容許美好日子持續下去。70年代阿根廷飽受國內經濟不振煎熬，左右兩翼陣營互相傾軋，示威集會無不以流血收場，施暴、綁架、殺人無日無之，治安愈發低落。漸漸地民族主義高唱入雲，保守的右翼因而得勢。右翼政黨煽動暴徒行兇，軍人靠著武力彼此爭奪政治權力，新國主也藉由暴力誕生；而反對者為了自衛反抗，亦不得已武裝自己。得勢者糾眾動手毆打想要創造出更好的社會的人，異見者懷著崇高的理想一一死去。「我不想成為被打的人」，不少青年也許是抱持著這種想法，加入軍隊服役。後來，為保統治權柄的僭主魏地拉，下令將反抗政府的人從國家根絕，阿國黑暗的歷史：「骯髒戰爭」揭開沉重的序幕，通往地獄的大門，亦自此而開。
其實香港又何嘗不是一樣。經歷了超過一百年的建設，終於成為舉世無雙的經濟和社會典範。但對於逐步出現的文化敗象，也似乎正循著惡性下旋的方向進發：教育的失落，社會內部的鬥爭、暴力、和傾軋，反智的價值觀，機會主義取代務實主義等等。
而最新的情況，也又很不幸地應驗了吉朋的分析：黑暗時代的力量，第一個要重點消滅的，正正就是文明社會賴以維持的「教育」系統。當一班「愛國愛港」的自命代表大多數人，雲集在小學門口，要聲討一個「講粗口」的老師，進而叫囂要「審查教師的政治背景」，看起來，和公元378年的光景不遑多讓了。
羅馬不是在一天之內建成的，也不是一天之內衰落。但「方向」這回事，有時也真令人心寒。
朝鮮戰爭給參戰者造成的災難中，還有比死亡更加悲慘的災難！一類是那場戰爭造成的成千上萬的肉體上的重傷殘者。他們不僅不能享有正常人的幸福生活，還要終生忍受傷殘之痛，確實是生不如死。還有一類是精神上的重傷殘者，他們參加戰爭的可怕後果是被剝奪了人身自由與做人的尊嚴，不僅在生活上遭受種種虐待尤其在心靈上遭受長期折磨，也是生不如死！我和我的兩萬兩千多名志願軍被俘難友就屬於後者。
話頭一轉，教學講座已變成救科大會，座中不少是她在港大的學生，部分人發表了有益的意見，部分人慨嘆校方的取態功利，又指出縱使學生想選修歷史，不少家長也會百般阻撓。他們仔細道來如何慘澹經營，我聽到這些故事豈不感慨？豈不動容？簡老師平常不怒而威，眉頭一蹙，各人也屏聲靜氣等待她的對策。她沒有具體的對策，只是不斷勉勵同工，大家雖沒明示，心裡卻明白做多少事情也幾乎是徒勞的，只要敎育局仍把持在一班只重視操作的官僚身上，操縱在一班輕視文化的特區領導層上，我們的努力即使不是白費，但卻要付上比其它科目（如經濟、企會）多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力量才能力挽狂瀾，立於不敗之地。……
從前，我分別跟幾位德國的朋友聊天，我反覆感嘆歷史在香港不受重視。他們十分驚訝，甚至難以置信香港會輕視歷史。其中一位朋友說：「在德國，我們未必人人都十分熱愛歷史，但絕不會輕視歷史，因為歷史帶給我們這個國家太多重要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