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大公報》香港版係一份左派報紙，而家嘅表現簡直係有目共睹，甚至做埋假膠，炮製咗〈中出慶祝國慶五十八周年〉、〈商場新春墮胎生意較去年同期錄得增一成〉同習近平假新聞嚟搏出位。但係以前嘅《大公報》，你又知幾多呢？我幾個月之前做咗一份關於香港新聞史嘅Project，講吓《大公報》香港版嘅歷史。不過齋係講吓報館嘅發展歷程，肯定會嚇走不少讀者，重會攞得好低分。所以我搞搞新意思，希望用一個新穎同有趣嘅角度講吓佢嘅起起跌跌，吸引更多人。
讀歷史，總讓人不期然地比較主要大國的民主發展。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生在荷蘭，而大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則以英國為先(1688)，其次是由原英國移民所創立的美國(1776)，然後是法國(1789)、德國(1871)。社會發展水平遠低於西方大國的俄國則在1991年才開始走資。
J.S.巴赫有近半生時間（２７年）在德國萊比錫的聖多瑪教堂任職聖樂長（基本上，負責其教會所有音樂事務），創作出近四百首合唱曲（chorale），超過二百五十部的清唱劇（canata），將這類聖樂連同俗樂計算，一生創作了過千首的樂曲，驟眼觀之，這樣旺盛的創作力，可能會有讀者歸納為天賦。若這麼簡單的一句便完事了，便未免太抹殺了巴赫另一些重要的特質：堅持、專注。
錯誤解讀也又是錯得離譜，就是埃及的亂局並不在於民主選舉，而是在於勝出選舉的人第一時間拋棄民主，將保障人權和維護司法獨立等普世價值的原則通通都撤掉，只是一味「排斥西方」，將埃及強硬拉回中世紀的「原教旨烏托邦」，那才會有一場人民革命再次發生。要是當選的政府真正順從人民意願，不搞假民主、不搞假修憲，埃及的人民又何必再來革命耶？
此一黑白分明的事實判斷，又如何可以隨便篡改為「民主就一定會動亂」呢吓？ 正確解讀是「假民主才一定會動亂」才對。觀乎香港過去十多年的社會離心，也又真是只能佩服香港的「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了。
每次聽到有人叫囂「血濃於水」的，總也回味金庸寫的警世良言。對於有本事「五族共和魚水共歡」的是什麼人，還要點出「每天都有好幾個客人….大是得意」這一個表情，看來「血濃於水」這回事，可能只能由韋小寶佢老母這樣一個紅牌阿姑才幹得出來。對於一眾平常人，大抵只需要一個「憲政」就夠了。
我喜歡看民國初期那些文學家的男歡女愛。當時舊社會的思想枷鎖分崩瓦解，自由主義的新思潮洶湧而來，多少情愛故事，即使以今人角度，仍然相當「爆」。仔細讀來，箇中七情六欲與常人無異，只是遣詞用字，匠心獨運。這些「八卦舊聞」起碼對中文造詣有所助益。
只要以「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緊跟中央軍委，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為口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就可以無視中國憲法和中共黨章，可以肆無忌憚地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等領導人打倒，朱德、陳雲、董必武被逼「靠邊站」，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剩下陳伯達、康生兩人。毛澤東一人不能做甚麼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即當時的「中央文革成員」，彼此誰利用誰？
高達斌斥責「策動佔中的人只是少數，根本不民主」，和大部份的香港人利益對着幹，但隨後被王浩賢問到，為什麼香港不實行普選真民主的時候，高達斌又義無反顧地叫囂「因為真理永遠在少數人那一邊」。大致上就是文首那幾句重重複複的說話。
前後兩段說話一併起來，到底真理是在多數人那邊還是在少數人那邊？ 自己前後的邏輯完全對立。這種情況，除了是精神分裂、可以一個人同時演出兩個相反的角色之外，別無其他任何合乎科學或邏輯可以解釋，只能歸類這是一件近乎「神打」一類的「靈異事件」。
再比對一下宜家篏咗喺牆上嘅奠基石，可以發現顏色、字體、陰刻陽刻，都非常唔同。可以肯定呢塊奠基石係假嘅！點解造假呢？最可能嘅原因，係因為真正塊奠基石上面將建築物叫做「尖沙咀文娛館」，但呢幢嘢可能喺起緊時 upgrade 咗，改名叫做「香港文化中心」，為免奠基石上面個名唔啱，又為咗顯示政府政策一直貫徹始終，就造一塊將「尖沙咀文娛館」改咗叫「香港文化中心」嘅假嘢出嚟，篏上去。估計呢塊假貨喺文化中心落成時已經喺度，即係造假年份應該係1989年或以前。
我的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香港的，我年幼時住公屋，讀的也是屋邨小學，以至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身邊接觸得到的家庭，幾乎全部父母都是從大陸偷渡來港的，我也以為那是香港的常態。到很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很多人的父母輩甚至祖父輩已在香港出生，他們──就是現在經常吹噓獅子山下那群人──經歷的香港雖然也艱辛，但根本完全不能跟大陸相比。在香港，你再窮也會知道有東西叫汽車，有東西叫鞋子，有東西叫電視，當時在大陸，完全沒見過這些東西是毫不出奇，在農村看到有拖拉機，等如現在的人看到太空船。我母親到十二歲才第一次穿鞋子。香港有些人確實從沒聽過有關大陸的種種，無法理解那個不夠半世紀前的大陸國度是如何落後，以至對偷渡的父母輩來說，幾乎是一場穿梭時空的經歷。
我老竇係1960年代從內地偷渡落黎香港。落黎之後，學水電工程、結婚、捐左精俾我老母生左我家姐同我、離婚、再捐精俾另外一個女人、生左我細佬。上年同佢飲茶，佢隨口將偷渡黎香港既經過講一次。我覺得呢條友既經歷好鬼正，聽到入左迷，唔記得將個經歷記低。早兩日去搵佢，無乜野好傾，於是又叫佢將個經過講多次。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懸念。因為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可以接通全世界、資訊完全自由、出入境和資金往來完全沒有管制。這種「間諜安全港」全世界也不多。香港作為環球航運和金融中心、各國人種的龍蛇混雜地方，加上紙醉金迷的地下生態，的確有點像星球大戰裡面的「星際酒吧」噢。有這種先天優厚條件，不被選定做間諜中心才怪。
不過被間諜看中成為角力中心又如何，難道七百多萬香港人全部都是間諜？ 又或者任何為民請命的都又是特務頭子？ 這是一種典型的冷戰思維方式，眼中只有敵我，並無公民之間的平等互信前題。
間諜也好、特務也好，那是國與國之間在敵對情況下的攻守計謀，又豈能套用到平民百姓的身上？ 假如間諜特務可保天下太平，那麼明朝的廠衛遍天下，應該高枕無憂才對吧？
當時正值中日戰爭結束，中國當時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國共兩黨勢力的天秤比抗日戰爭前有所改變，加上宣傳有法，當時許多知識份子都對共產黨滿懷希望，對國民政府的施政能力有所質疑。由於當時國共全面內戰有山雨欲來之勢，因此共產黨勢力雖然增長不少，但面對有強援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毛澤東還是希望吸引知識份子的支持。筆者在這裡不想回顧及分析當時的國共形勢，筆者感興趣的是黃炎培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洞見。
筆者之所以說「歷史上」香港一直是政治難民的轉口港，是因為自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擁有悠久的協助政治逃難人士轉移第三方的傳統。其中比較早的一位，也許是最為著名的一位經香港轉移到外國的政治難民，恐怕就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了。1895年興中會在廣州策動武裝起義失敗後，孫文及一眾興中會成員乘船由廣州逃亡至早已被滿清政府割讓予英國的香港，以躲避清庭的追緝。儘管在滿清政府強大的壓力下，港英政府在一個月後決定驅逐孫文出境。但是，港英政府並沒有如清庭所願，把孫文交予中國當局 － 相反，港英政府允許孫文自由選擇去向，孫文最後選擇前往日本避難。
漢武帝在位年間，對匈奴發動了數場大戰役，以最能發揮騎兵特色戰役，絕對不能不提霍去病所主導，春夏季兩場河西之戰。是年春（三月），霍去病率一萬多精騎從隴西出關，6天內越金城、令居、烏鞘嶺，掃除了5個匈奴部落，疾進一千多里，與匈奴主力拼殺，殲滅8900多匈奴軍。漢軍最後進到敦煌附近，一舉打通了河西走廊。同年夏，霍去病率約四萬騎從北地出塞，由靈武渡黃河，翻越賀蘭山，穿過大沙漠，再南下沿弱水行進，長驅深入二千里，突然出現在匈奴軍背後，激戰，斬首三萬人，大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