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十年前，有傳言教育部因為不欲招惹排外之譏，打算將岳飛及文天祥等名將從「民族英雄」名單中剔除。雖然後來官員澄清報道實為誤傳，然而其時參與討論者並非一面倒的反對，箇中不乏認定新中國「各族共和」的方針，規避敏感的歷史問題以免傷害民族感情。可見此論一出，並非單統的陰謀論，自是空穴來風。
或者可以這麼類比：假如中環軍事碼頭是特區政府一定要繼承的港英政府責任，那麼首先要推翻的，就是「臨立會」的安排，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也同樣無權否定港英政府交下的責任。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請將立法會回復1997年6月30日的規格，實行1995年實施的「新九組」選舉條例。
因為當年推翻1995年的立法會選舉安排，是中方指英方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等事項。那麼中方要問責，也應只能向英方問責，香港本身是無權否定港英政府在1997年7月1 日之前的安排嘛。
經濟元素在春秋後期至戰國之世已累積足夠力量推動另外兩項元素（生產、文化）。經濟的發展帶動生產力的提升，青銅器的打造已相當熟練，甚至連鐵器也開始廣泛應用，軍隊的裝備不再因生產力受制約，平民配備武器、防具後，也能在戰場上發揮出戰力，給步兵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客觀條件。而城池的發展和戰爭性質的轉變，亦意味著戰爭傳統（結日定地）的打破，新的戰術需求在建立，戰爭中追求隊伍的數量和機動力，戰場也不再局限在平原地帶，相應的戰術兵法順之出現、成長、步向成熟。故此，戰車已追不上新時代的要求，而步兵正好能切合需求，故取代戰車成為戰爭的主力兵力。
今次的回顧，也真的猛然提醒了自己，其實一個「假」字，幾乎可以貫穿整個蘇聯歷史。而人類歷史上，可能真的從來沒有鬧過這麼大的醜聞。而蘇聯的倒台，簡直也是有點「兒戲」。
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其中一項關鍵安排，就是要將蘇聯的舊集權模式，修改為聯邦模式，以切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因為集權式計劃經濟已到了千瘡百空的程度，所謂經濟成就，實在是假得不能再假。(前蘇聯笑話：國企的工作關係 – 員工在假裝工作而國家在假裝付錢) 。再不改革，蘇聯根本撐不下去。這個思維並不是什麼外國間諜的陰謀，而是蘇聯學者和領導人經了幾十年經驗累積的結論。
英國佬根本很多時候都不跟機制辦事，而是採取「政治判斷」來決定加薪幅度有多大！ 而港督以及管治團隊，都不會死跟什麼研究報告噢，那是用來「參考」的而已。決策這回事，從來都有一個「公眾利益」的大前題，而這個所謂「公眾利益」，說穿了，還不又是「政治考慮」嘛。
講得好聽一點，這種「委員會」什麼的機制，只是用來讓政治決策變成「咨詢式民主」的掩眼法，也讓公務員覺得受到很高的重視。但其實決策者一早已四出打探過，而背後也早已協商好，知道加到什麼水平才會被最多人接受而不致於癱瘓政府的財政資源和社會運作。這種背後進行的「討價還價」技巧才是最重要的東西，而不是什麼表面的「機制」呀。因此英國人使用這部機器來做「決策」好像無往而不利，足以好好管治一個橫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國」。反而歷屆特首同樣使用這個「機制」反而搞到一頭霧水，連一個小小的城市也管治不了。也又真發人深省。
而香港人其實要做的，是要先老實反思一下自己的政治水平到了什麼程度，足以駕馭英國佬留下來的「政府」。還是要像愛國份子一樣，最好是把舊東西都通通砍掉、推倒重來？
這場戰役以晉大敗楚軍告終。晉軍勝負的重點在於先以計謀為戰車隊的開展提供了平台，充分發揮車兵強大的衝擊力，擊潰對方。現析論如下：第一階段，晉左軍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晉下軍披上虎皮的戰車隊，直攻敵右軍（陳、蔡聯軍）。由於敵戰車之馬受嚇失控，軍隊陷入混亂。而胥臣率戰車隊直線向前衝，迎向混亂的敵軍，正發揮出車兵的最大威力，將對方擊潰。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政體」的衰亡可以快得過香港。因此從技術上來看，不能叫「衰亡」，而是「突然死亡」，或者簡稱「暴斃」。但其死狀之古怪，也又不能加以準確分類，因此只能稱之為「離奇暴斃」。
這個原本好端端叫做「行政主導」的政體，經歷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耕耘栽培，在1990年被 Milton Friedman 形容為「可能是自由經濟的最佳典範」。香港的成就，算是人類歷史上值特大寫特寫的專題。
之不過回歸只是一段小時間，香港的金漆招牌就一直插水，每一屆的行政長官一蟹不如一蟹。
按古籍所載，商湯滅夏及武王伐紂這兩場改朝換代的重大戰役中，戰車皆是主力兵種。《呂氏春秋．簡選篇》記商湯率「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即夏桀），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史記．周本紀》則記姬發「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從這兩場相隔約600年的戰爭可見，不論是戰車隊的規模，還是戰役投入的人數，皆見長足的增加。雖然由於年代太久遠，古籍未有詳細記錄此二戰役的戰術細節，我們未能從中窺探戰車在戰場上的威力，但車戰在商周世的戰爭中居絕對統治地位這一點，卻是無庸置疑的。
鑑古知今，香港才可以掌握現在，控制自己的未來，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繼續以愛國的情懷到維園行禮如儀，接受支聯會的「挾愛國以令諸侯」，香港只會成為末日的貴族。而及時覺醒，轉換身分來悼念六四，到中聯辦外去，到尖咀鐘樓去，讓抗共的火遍地開花，則最能彰顯香港人成為春秋五霸一樣的強者走向光明的決心。決定的時刻，就在今朝。
支聯會不是因民運而出現的，最早出來支持北京的學運，是四五行動及學界，以至後來學界北上天安門串連，皆不是支聯會的頭頭的功勞。司徒華作為運動界的人佬，睇定形勢，在六四前後時間才奪取了領導，於是一切歷史的功勞，全歸這位鄧小平式的人物及其一伙。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之間前後出現過兩次的重要交鋒，一次在去年八月舉五星紅旗保釣的爭議，一次則是今年六四的愛國之爭，期間就雙非、自由行、水貨客等問題當然也有爭論，但由於保釣和六四同樣作為老一代民主派的政治符號，同樣包含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兩派的交戰，尤以這兩大議題為烈。中華派和本土派，當然在很多論述、立場、政策上，有著南轅北轍的區別，但其實最根本的分野，在於兩派如何看待「中國人」的身份連結，以及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要了解這兩點分野，必須從歷史角度出發，用這兩代人的「中國」經歷，解釋他們的中港觀。
陳允中文章內容有意無意將屬於不同光譜的個人或組織捆綁，混淆其主張及行為，是失諸公允。因就行文便利而樹立「開放派」與「土著派」的本土二元傾 向，卻欠缺至為基本的學理分析，忽略「中港區隔」思想形成的背景與動機，過簡地將現象訴諸個別的族群仇恨與政府制策的流弊，而漠視更重要且存而未決的問 題：新移民或自由行普遍的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這並非以陳氏引用個人的新移民體驗或開放參與抗爭路線就可充當常例解釋，論理亦不充份。以下打算徵引以「不合作運動」聞名於世的聖雄甘地抗爭史的片斷，以作本土抗爭的參考教材。有意細閱其生平詳情者，可逕自收看《甘地傳》（Gandhi，1982）或翻閱其自傳。
光州事件及九年後的六四事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事件同樣是由學生運動引起，同樣有著追求民主自由的訴求，也同樣是因軍隊鎮壓而落幕，當局亦極力防止人們提起相關事件。不過，光州事件經過了十多年的抗爭而獲得平反，當年被軍隊起訴判刑的金大中，在一九九八年的南韓總統大選中勝出，結束了長達多年的威權統治時代；另一邊廂，六四事件的死難者家屬，至今仍未能為子女討回公道。面對強大的專政機器，「天安門母親」等團體除了每年向大眾哭訴兒女慘死的經過外，似乎別無他法，而八九民運的民主自由之路，至今仍是遙遙無期。
到寒冷的半夜裡需要去洗手間時，除了要離開溫暖的被窩，更要拿起那冰冷的鎖匙，打開木門、鐵閘，離開家，走過那冷冰冰、靜悄悄、黑漆漆的長廊，偶爾還有一陣陣寒風的陪伴，才能達到目的地，還要擔心在某個昏暗的角落有某個壞人、怪獸、鬼魂在等待著……更多時候是被自己映在牆壁上的影子嚇過半死。每一次半夜上洗手間都是一個獨特的冒險旅程。
原來麗的電視台（亞視的前身）曾搞過一個叫「百萬跳」的活動，為公益金籌款。這個活動，完全搵人笨，甚至可說是草菅人命。所謂「百萬跳」，其實是一個跳舞的籌款比賽，在理工學院舉辦。本來跳舞比賽很常見，不過這個跳舞比賽不是鬥跳得好，而是鬥跳得耐。當日有200對參加者，大部份都是年輕人。麗的表示，只要他們不眠不休跳足32小時，就可以拿到獎金獎品。你沒有聽錯，是32小時不眠不休地跳舞，上班也沒這麼辛苦！其實，連續跳32小時舞，有腦袋都知是痴線，不過更痴線的卻在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