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歷史

大逃港與年青人何干?

筆者過去都會對老爸的「你睇吓!我幾十年前來香港,細細個就要捱喇,你做過啲咩啊?」等「肺腑之言」不以為然。直至長大之後,看到一則則有關中、港民生的新聞和網站、以及本集的《星期日檔案》,才開始覺得大逃港原來對我們年青人來說是息息相關。筆者同時寄語夢熊大師:「要不是『港英政府』照顧你,完蛋了。」

憶童年舊居 - 牛頭角

當年「淘化大同」的廠址由現時的得寶花園一直延伸至佐敦谷附近。後來,醬油廠把地賣給地產商,地產商以「淘大花園」命名,英文是 “Amoy Gardens”,相信是為了紀念醬油廠。淘化大同董事長原籍福建廈門,“Amoy” 是『廈門』二字的閩語拼音,因而得名。數年前,醬油廠已賣盤給法國食品公司達能,但「淘大」(Amoy) 這老字號仍然保留著。

對比共產黨講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與香港人口約呈 75:1 的英軍,則與日本皇軍奮戰18日。形式上投降後,有部隊仍不顧投降令與日軍作戰。本土的特工,及逃跑的戰俘,繼續在香港收集情報,掌握日軍的動向,有助盟軍日後反攻。為紀念守衛香港而陣亡的6613名士兵,香港曾設「重光紀念日」假期,訂於每年的8月30日,97後廢除。今天,儀式改併入11月第2個星期日的Remembrance Day(和平紀念日);縱然如此,我們也可按傳統,戴起虞美人花,向軍人致敬!

Field Poppy 與 陳佐洱

陳佐洱在十月中旬,就駐港英軍在香港保衛戰中的表現作出批評,認為香港總督楊慕琦以及一眾英軍司令「怕死」,只顧保命投降,全無鬥志可言。他們無法抵抗日軍,無法阻止他們在港的各種暴行。陳氏的說法是否正確?請看一看楊慕琦的自述。楊慕琦在香港投降(一九四一十二月二十五日)後,立即寫了一篇有關在「黑色聖誕日」投降過程的報告 (Events In Hong Kong On 25th December, 1941)。一九四五年九月,楊慕琦從戰俘營獲釋後,呈交殖民地部,並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日刊登香港政府憲報。

香港第廿三任總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rown Black),在一九六三年香港水荒之際,向全港市民發表廣播,就本港史上最嚴重的水荒作出簡述。海水化淡計劃雖然昂貴,港府依然投資研發,以備不時之需,穩定水源供應。柏督在演說的尾段,對社會上下一心,團結一至應付水荒充滿信心,指出這是正確的解困之道 ( It will be the righteous one. ) 不知道反對海水化淡的議員,會繼續跪求陸方供水,還是尋找其他新水源呢?

我的「中國心」

若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又是甚麼人呢?這是個好問題。在我們的基因內,並無任何序列證明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有黑眼、黑髮、黃皮膚,但越南人、韓國人及日本人亦然。我愛蛋撻、菠蘿油,也愛壽司、意大利麵、西班牙海鮮飯,小籠包、北京填鴨亦為我所喜。從我之「食物偏好」而言,我似乎是個「世界公民」。如果你問我是否「中國人」,我會反問你何謂「中國人」。如果你所謂「中國人」,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我會斷然否認;如果是指「中華民國國民」,我欲承認,但中華民國似乎不認我;如果是指「中原華夏諸國人」,那似乎又不太合乎現實…… 或許我應該說:我是「華人」,是「中華文化之承繼人」;我或許無沈校長的「中國心」,但自問有「傳承弘揚中華文化之心」。我雖然力不從心,但會嘗試堅持,努力奮進。

「愛『國』人士」直指本土意識的崛起,其政治陰謀是為了攻擊有效管治中國大陸的政治力量,從而達到「反『中』」和「去中國化」的目的。反中反華等口號,都是老生常談。不過指責懷念殖民地時代的思潮為「去中國化」,並不符合現實、事實和史實。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不抱括日治時期) ,港府也沒有實行過「去中國化」的政策和方針,反而保留華人的生活習慣、習俗和文化。

何日是國慶?

中國歷代皇朝更迭,政權易手,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其中一次改朝換代,單單其成立日並不足以成為具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天。筆者找長達四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找到三個別具意義的日子,足夠成為中國的國慶日。退一萬步,即使中國共產黨如此英明神武,為中國開創一片新天,參照其他國家的模式,也不應以事成之日(立國大典)為國慶,改用行動之日才較恰當。故此,共產黨不拿當年與國民黨正式決裂的秋收起義紀念日(9月9日)作為國慶,也愧對他們革命先烈。

一個農民的原罪

土地啊,亘古洪荒不變的土地,是當初他們成為共和國的農民,祖國寫給他們的賣身契約中最重要的條款。土地——這不能自由流轉的土地,僅僅是虛握在手的土地,讓六十年的農業人口付出三代人命運的土地,在當下,成了炙手可熱的資源。他們的土地,以公有製的名義,在多少個縣城和鄉村,被暗箱交易?自己、父輩、祖輩一生的農民,賴以為生的最後的憑依,三文不值二文地被強迫變賣,拿到手裡的補償款,遠遠無法支持他們能在城市的邊緣安身立命。

中國沒有Go Dutch

日本人在幾百年前已經得風氣之先,現代化的管理概念在明治維新終於開花結果。西學於東洋最先叫作蘭學。日本人做事之專注、準確、多多少少的不近人情,就像荷蘭、德國之類國家的冷峻之風。中國人喜歡溫情,喜歡請客、也喜歡被請客。一切不要搞得那麼清楚,因為搞得清楚就沒有機會撈油水。「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但是三個中國人就成了一條蟲。」原來歷史並不太高深。

香港的廿二任總督葛量洪,是少數出版回憶錄的香港總督。葛督在回憶錄中,記載了不少在四五十年代的英(港)陸邊界的事件。港府在邊界的措施並沒有破壞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和習俗,村民依然可以進出兩地。很不幸,陸方的一些行為卻令邊界的氣氛變得緊張。在羅湖和文錦渡,陸方架設多部播音機,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批評港府和英廷。雙方的警衛甚少交流,不過陸方邊防人員有時會向港方華籍警員說: 「我識得你和知道係家人住的地方,你很不幸了,收回香港後,再來對付你! 」不知道現在高呼「支持警方嚴厲執法」的愛港人士,會支持港方華籍警員,還是陸方的邊防人員呢?

貪官是怎樣煉成的

在網上看到一段對話,那是關於魏晉南北朝時代,北周政權奠基者宇文泰向謀士蘇焯詢問治國之道的内容。看完之後,你便明白為何在我們中國的歷史洪流裏,一直有一個龐大的集團從未被消滅過,儘管朝代不斷更替,這集團卻一直生生不息,如影隨形的伴隨著每一個政權的出現和被取替。這個由無數貪官組成的集團與天地同壽,與日月齊光,儘管歷史上偶有明君賢臣力圖打擊貪腐,用盡全力到頭來最多也只能讓貪官們一時收斂,因爲這集團的勢力盤根錯節,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一個抗日愛國青年的自白

那時候我以為我是絕對正義的。那時候我真的被自己的滿腔悲憤所真誠地激動。那個時候的我,如果穿越回來在今天,誰塞給我一把國旗、我會主動拎著一籃臭雞蛋上街。如果正好看到某個同胞在嘰里呱啦說日語,我真的可能也會起而揍之。因為我認為,在“日本”這個詞語下,沒有任何可以原諒的人和事。這是一條鐵的原則、鋼的底線。但隨著互聯網的打開,閱讀的增長,被淹沒的歷史常識,逐漸地浮出水面,進入我無法迴避的視野,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刷新自己的知識結構,價值觀的底線,也不得不在反思中全盤摧毀,而後重建。

嘩!有女人賣野喎!

今天在旺角和銅鑼灣的各大小商店和百貨公司中,聘請女職員或售貨員並非甚麼奇風異俗。有時,女店員的美貌也能夠吸引顧客到店內消費購物,增加人流。當然,在民風未開、思想保守的年代,用女售貨員是一項非常前衛的決定。當年女子婦人大多深閨靜處,見到陌生男士都十分害羞。〈香港百年史〉內有一篇有關女售貨員小史的文章,指出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未,僱用女性為售貨員並不是甚麼新鮮事。不過,在數十多年前(二十世紀一O年代)卻成為香港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而先施公司就是第一間聘請女職員的大型百貨公司。

哀悼一個城市

天安門外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因為妨礙「幾十萬人民群眾的隊伍在這裡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於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開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樓,梁思成「非常激進」地與主拆派據理力爭,在會場上痛哭失聲。毛澤東聞此斥責道:「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於是,對梁的批判開始了。直到1957年,梁還在抗辯:「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1972年,梁思成在批鬥聲中飲恨而終。盲目的狂熱和無知蓋過了理性的呼聲。

今年九月開學,國民教育成為大部份香港市民關心的議題,很多人擔心下一代被洗腦,即使學生家長絕食抗議,特區政府依然不願撤回。不過,香港政府卻沒有推動「英式國民教育」,反而大力防止港隊各中小學教授和討論政治,例如掛五星旗、唱中(共)國歌等的紅色教育。立法局於一九四八年就教育條例作出修改,和有效管治大陸的政治力量關係密切的香港左派及其附屬學校,「深受其害」。「香港左派鬥爭史」作者周奕(香港左派史學家) ,指香港政府教育司不斷刁難左(共)校,以〈教育條例〉施壓,反對左(共)派學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