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

新霸權還是新秩序?

從各個項目情況推斷,操作市建局的「頭號梁粉」張震遠,他的「發展商伙伴」功能表露無遺,梁振英又會如何「最憎有錢人」? 況且到了港人港地項目推出時,預算呎價成本也達到萬元以上,根本也談不上是解決民生問題。

因此只能推斷,梁振英只是「好憎部份有錢人」。而遊戲規則也沒有改,就是「梁振英唔憎」的那一批有錢人,仍然會將住宅價格維持在高水平,這種情況講不上是「新秩序」。假如只是很有秩序地繼續屠宰香港人,那麼極其量只能稱之為「新霸權」而已。

所謂「五十年不變」其實也是基本靠譜的,因為香港回歸前是地產霸權、沒有民主,回歸後,不論如何更換「掌柜」,同樣也是地產霸權,沒有民主。

重溫蘇聯的末日

今次的回顧,也真的猛然提醒了自己,其實一個「假」字,幾乎可以貫穿整個蘇聯歷史。而人類歷史上,可能真的從來沒有鬧過這麼大的醜聞。而蘇聯的倒台,簡直也是有點「兒戲」。

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其中一項關鍵安排,就是要將蘇聯的舊集權模式,修改為聯邦模式,以切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因為集權式計劃經濟已到了千瘡百空的程度,所謂經濟成就,實在是假得不能再假。(前蘇聯笑話:國企的工作關係 – 員工在假裝工作而國家在假裝付錢) 。再不改革,蘇聯根本撐不下去。這個思維並不是什麼外國間諜的陰謀,而是蘇聯學者和領導人經了幾十年經驗累積的結論。

英國佬根本很多時候都不跟機制辦事,而是採取「政治判斷」來決定加薪幅度有多大! 而港督以及管治團隊,都不會死跟什麼研究報告噢,那是用來「參考」的而已。決策這回事,從來都有一個「公眾利益」的大前題,而這個所謂「公眾利益」,說穿了,還不又是「政治考慮」嘛。

講得好聽一點,這種「委員會」什麼的機制,只是用來讓政治決策變成「咨詢式民主」的掩眼法,也讓公務員覺得受到很高的重視。但其實決策者一早已四出打探過,而背後也早已協商好,知道加到什麼水平才會被最多人接受而不致於癱瘓政府的財政資源和社會運作。這種背後進行的「討價還價」技巧才是最重要的東西,而不是什麼表面的「機制」呀。因此英國人使用這部機器來做「決策」好像無往而不利,足以好好管治一個橫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國」。反而歷屆特首同樣使用這個「機制」反而搞到一頭霧水,連一個小小的城市也管治不了。也又真發人深省。

而香港人其實要做的,是要先老實反思一下自己的政治水平到了什麼程度,足以駕馭英國佬留下來的「政府」。還是要像愛國份子一樣,最好是把舊東西都通通砍掉、推倒重來?

河南審計部門2009年曾進行過一次排污費的專項審計,結果表明,6縣(區)環保局實有人員765人,但財政供給人員僅159人,只佔總人數的20.8%,而「自收自支」人員也就是「編外人員」,佔總人數的79.2%。

一個號稱「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一黨專政」政府,「編外人員」竟然達到接近八成!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一個正式的官,還要另外配置四個不是官的人手來執法」。

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就是「政府功能基本上不能運作」,否則何必「外判」去了?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政體」的衰亡可以快得過香港。因此從技術上來看,不能叫「衰亡」,而是「突然死亡」,或者簡稱「暴斃」。但其死狀之古怪,也又不能加以準確分類,因此只能稱之為「離奇暴斃」。

這個原本好端端叫做「行政主導」的政體,經歷英國人一百五十年的耕耘栽培,在1990年被 Milton Friedman 形容為「可能是自由經濟的最佳典範」。香港的成就,算是人類歷史上值特大寫特寫的專題。

之不過回歸只是一段小時間,香港的金漆招牌就一直插水,每一屆的行政長官一蟹不如一蟹。

倘若是有選委會預先篩選的話,情形就好像伊朗一樣,因為伊朗都係會有個委員會預先選好,其選委會當中有法學專家和神學家,因此是以法教兩樣的平衡作妥協,然後先比國民選,我們未來的選舉模式,隨時會好似伊朗一樣。2017年仲有四年,到時都未知點,倒不如看看人家的真正選舉,看看伊朗的選舉模式。

「本土派」中,陳雲的主張容或激進甚至如癲如狂,然而,在大陸洪流幾乎沖散香港的今天,在泛民主流方針三十年來令香港越來越迷失的今天,卑微地要求香港人重拾往日的香港精神,毫不為過。香港的成功,不是依循一個「為了誰去做」的劇本而演,而是真正的做好自己,固守原則,勝似邯鄲學步,夜郎自大地好高鶩遠。這便是越來越多八十後改到尖沙嘴悼念的底因,也突顯今天所謂「本土派」與「大中華派」爭論的荒謬:本來無事,庸人自擾。

有人批評內地人經常見死不救,是因為公民意識薄弱,但筆者想指出,這根本就不單是公民意識和教育的問題。向身邊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連部份的畜牲也有類似的行為模式,這一點更是人禽之別。所以,完全置身旁死傷者於不顧,是滅絕人性的做法。有怎樣的國家就有怎樣的人民,在被中共屠夫政權管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價值通通被扭曲。

普選並非終點

很多人只知道三權分立,卻不知行政、立法之間的微妙合作關係方是促進政治效率的不二法門。政黨政治便是行政、立法兩權間的潤滑劑。如英國下議會佔大多數議席黨派領袖自然成為內閣首相,以確保建立穩定的政府。因而行政機關政治決策必先在黨內得到支持,各地區議員亦會就爭議性議題在決策前利用地區網絡搜集有關民意、磨合各方不同意見、推銷政策。政策未出台已獲民意基礎,議院票源充足,推行事半功倍。

有人對台灣不服氣

台灣的「經濟一直領先中國」這 一個客觀事實從來沒有改變過。即使到了今時今日,中國號稱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的客觀數據也不能亂講一通。

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2年的數據,全球國家的「人均 GDP排名」,香港佔第24位,僅落後於英國,與紐西蘭和歐盟幾乎平手,人均 GDP 為36,667美元。台灣排名第38,為20,328美元。自稱財大氣粗的那一位,排名86,為6,076美元。連只得廢墟一個的伊拉克還要騎在強國人的頭上排名85。

換言之,自稱財大氣粗那一位,按人均身家來計,只是小台灣的1/6而已。

鄰國近年發生內戰,大量難民進入土耳其,影響到當地居民。此外總理Recep Tayyip Erdoğan的鐵碗手段亦成為人民對其不滿,無可否認他在位對國家的確有頗大的貢獻,因為他的改革以及堅持政教分離模式,世俗政治,使土耳土成為中東地區發展最快及經濟增長最高的國家,也成為世界十八大經濟體系,但是政治和經濟發展同樣要取得一種同步上的平衡,他的急速發展也開始使人民感到硬發展並不是唯一的道理,政治改革也是需要面對,他打壓異己亦成為人民對他的不滿,因此引發近期的示威潮。

中史還是不教為妙

剛剛見到「六四」爭議,最終支聯會要將「愛國」口號給刪掉。看來事情還只是剛剛開始,實在難忍手癢,借題發揮寫他一個 […]

六四與聯合國公約審議

八九民運,尚未平反,亦無調查,至今已廿四載。每逢六四,難屬或維權人士遭限制行動自由。六四工運領袖李旺陽長年囚於牢獄,曾受酷刑對待,致失明耳聾,去年六月六日「被自殺」,吊於病房窗前。李旺陽家人和友人亦遭軟禁,其中要求死因調查的朱承志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上述種種有違多項人權,譬如上述待遇是基於政見,有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人人平等,不受歧視,並違反第19條保障的言論表達自由。

今天,每當人們談到「五四」和「六四」,都會很自然得到「學生上街」>「群眾被鼓(煽)動加入」>「遊行中出現過激行為」>「(因而必然導致)武力鎮壓」>「(部份)參與者的愛國情操值得肯定」>「事件(總有一天)會得到平反」>「但是大家(特別是參與者)都有責任」的邏輯結論,然而,是什麼原因令學生放棄校園的快意生活走上街頭?究竟學生上街的歷史背景為何?那年代曾出現什麼樣的思潮?這些背景和思潮又如何直接或間接促成事件的發生?事件/運動的中心思想為何?對當時和後世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國際特赦組織重申,要求就1989年軍事鎮壓舉行公開及獨立研訊,並要求中國政府保障公民的表達自由、結社自由及和平集會自由。上述自由,均於世界人權宣言提及,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新的刑事訴訟法中得到保障。

每年六四港人維園集會,並非源自對國家的盲從熱愛,而是基於對生命、人權、自由、民主的珍重,自知當須繼續站出來高舉火炬延續當年百萬港人聲援民運,薪火相傳歷史真相,抗衡日益腐化的香港面貌及核心價值,驅散陰霾黑暗。點點燭光,不為任何團體而燃點,而是為逝去的人命、被打壓的人權、需延續的抗爭精神而亮起。黑夜下之燭光,提醒每一個人當年的暴行今天的社會不平、今天的民主崎路、死難家屬哭泣之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