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張先生進入病房的一刻，我也跟阿文一樣深受打擊，莫名的恐懼感來襲，遍佈全身。那一瞬間，我看不到未來，找不到活下去的希望。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原來有一張正常的臉孔是多麽重要。雖然我不是什麽驚為天人的正妹，但22歲的我也很喜歡秀臉孔秀身材，愛自拍、照鏡、化妝、穿比基尼、短褲……
既然張擁有心理輔導的專業及接觸傷患的經驗，理應聽聞過Kübler-Ross_Model，描述的是當人遭逢巨變或災難以後，心理上經歷的五重階段：否認隔絕(Denial)、憤怒激動(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抑鬱頹喪(Depression)、接受現實(Acceptance)而由於上述階段有機會反覆出現，故此當醫護人員面對傷重甚至絕症的患者，縱使他們內心如何難過，但在病人當前必須保持冷靜，描述病情也會較為婉轉，讓他們在思緒平靜下來以後的漫長康復過程中，逐漸接受現實，並由身邊親友加以扶持。而對親屬好友的關懷亦然，直接叫他們「面對現實」，令他們在迷茫中陷入更深的黑暗，從來不是好方法。
止痛器的使用壽命視乎電流用量，身體痛覺愈頻密，用電會較快。Wilson身上的止痛器是第二部用了八年，第一部用五年，當時等了一年募款，所以他說已有心理準備需要等待。
我還是得靠同事介紹，才認識源興——我們吃的是午市，多是燒味或蒸魚；源興的叉燒實在太好吃太好吃了——叉燒肥瘦適中、肉汁豐盈、微微燶邊，非常香口；連「盡量少吃肉」的同事，每次到來也難敵誘惑，情不自禁地點上一碟叉燒飯；燒鴨和叉燒一樣，也是自家出品，肥美嫩滑。雙拼飯，燒味舖得滿滿的，加上一大碗真材實料例湯，才三十多元。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精神病患有不同種類，病徵也不一樣，但一般包括異常的思維、觀點、情緒、行為和與他人的關係。精神病患的治療過程和方法不一而足，有些情況需要藥物治療，有些需要心理輔導或兩者雙管齊下，而復原過程和時間則有更大差異。有不少情況精神病就如長期病患，好像糖尿或哮喘，未必能完全康復，需要透過藥物和心理治療來長期控制病情。
當今的「企業社會責任」就是被某些企業和某些慈善團體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遊戲——你可以覺得無問題，照食照捐可也；只是在你選擇「受感動」而消費時，不如停一停多看看，得到較全面的資訊後，才作出決定——只是我的話，我會選擇捐款予不接受企業捐款的團體，和去光顧做好事不那麼舖張——至少宣傳費和實質捐款額都較合比例的小店
我認為，這群臺大學生募資登山，是沒什麼問題的，甚至用「菁英，所以應該被投資」作為募資理念，也是沒什麼問題的。這不是大頭症的問題，我一直以為，大學生最寶貴的東西，叫做犯錯的經驗。
與其說像是孤兒院，不如說這是一般的印度住家，磚泥土牆面、下雨會漏水的屋頂、僅有的課桌椅破破爛爛的，大部分學生上課時都是坐在地板上，這些孩童從小學一年級到國中都有，大部分是附近被遺棄的小孩，印度大學生告訴我，孤兒院除了有一些國外的金錢贊助外，其實是很辛苦的在經營，畢竟在印度這樣落後的國家，很多印度人自己都吃不飽了，何況是捐錢給孤兒院。
仔仔好多嘢都發展遲緩，例如佢唔識爬、講到好少單字。其他小朋友見到爸爸媽媽返屋企就會笑，但佢就從來都唔理我哋，亦唔會望我哋，只係繼續專注玩車、排車。」到他兩歲時才可以站立，Snowy覺得需要正視問題，於是便到健康院為兒子檢查及安排轉介到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做評估。「點知原來你唔打電話去兒童評估中心跟進排期嘅情況，佢係唔會主動同你跟進嘅。佢哋真係唔記得咗我個case。」這種所謂的「跟進」令人無可奈何，亦令她意識到坊間的SEN支援著實不足。
市集的風氣更吹到台灣、香港。起初，香港的市集可以說是無人問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可能是宣傳不足了。不過，當「文青」這種身份慢慢從社會中冒起的時候，市集就變得火紅，好像這是個「文青」的聚集地，也好像是「文青」其中一個代表標誌。
香港和台灣的差別；大概香港的商場真的太多，真的太多。我們很少會走出商場去老店；而且人就是愛嘗新 （台灣人其實也是），但香港在租金壓力下，舊店關得快新店開得快，大家自是忙於試新店，去老店的時間少了；香港有不少老店的，也還是有很多人光顧老店的，但環看四週，還是三十多四十歲以上居多。
我總以為缺乏者，會懂得感恩，但感恩從來是一項特質，不是必然，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只係得飯咋？唔夠喎，無水好難落肚嫁。我帶你地去買水啦。」「唔好意思，我地學生黎，無乜錢……」「咁呀，買幾枝囉，唔洗你地好多錢啫。老闆，俾幾枝大水黎呀」
喺我响度返左幾日工既一日早上，我去幫A學員搽藥膏。B學員靜靜行到我背後 ，指住我背後既一團空氣破口大罵：「行開啦！唔好搞個新姑娘！！成日搞搞震。」之後佢仲好似追住團空氣去到牆角打團空氣 ，當時房入邊無其他staff，房燈都未開 。因為其他學員未起床，我周圍望確認無其他人，到底個學員講邊個？
這學校是三年前由三位從小認識的朋友一起成立的，在當地修讀教育的Rajendra是其中一位，另外兩位都是剛從美國畢業（其中一位更是麻省理工畢業生），毅然選擇捨棄在美國繼續生活而回流國家貢獻，為到都是當年萌芽至今的使命感。當年因為有幸得到資助入學全國最好的中學，得以改變人生路，他們都希望這種事同樣能在更多貧困孩子上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