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矛盾

對「目不識丁」的外國人或還未啟蒙的孩童來說,筆劃少的漢字固然較簡單,但只要經過操練,就能把多筆劃的部首變成新的組塊,固此中國千百年來的啟蒙教材都是筆劃較少而結構簡單的漢字,之後才循序漸進。不過無論簡體還是正體字,學習的過程其實都一樣。再者,儘管幼童剛開始學習漢字時,學習繁體字的筆劃數效應(即筆劃數目愈多,所需學習時間愈長)會比簡體字大,但對於機械記憶力最強的沖齡學童而言,根本不成問題。而且有研究指出結構對稱的漢字較容易記憶,簡體字偏偏化對稱為不對稱,如輔為辅、閉為闭、計為计,反而不利記憶。

無國籍問題

在拉脫維亞,如果有10%登記選民聯署,國會便要就該法案表決,如果否決了,便要交由公投決定。俄羅斯是拉國的重要貿易伙伴,稍有常理的,也不至於要把俄語剷除出去才開心。「廢俄語運動」公投沒有足夠聯署,但惹來俄裔社群發動「撐俄語公投」。因為有近1/3國民是俄裔,「俄語合法化」反而有足夠人士聯署,但議案卻被國會否決了。這就是今次「俄語公投」的導火線。至於為何拉脫維亞人如此反對俄語成為官方語言?理由很簡單:拉脫維亞人根本不是俄羅斯人嘛。學俄語和懂俄語是一回事,要接納俄語為「官方語言」是兩碼子事。

當他們問,為甚麼你總是那麼悲傷,我應該怎麼回答?他們不懂我們的悲傷。來自北京的災禍一宗接一宗,狗奴才天天用謊言和廢話來應付民眾。花果飄零,我們難過;而眾人的安然自在,更令人悵然。在文明世界,難過是成年人的,他們會為小孩子擋著世界的黑暗;在文明世界,安樂會留給小孩,好讓他們能身心健康地長大。世間已經夠淒慘了,就讓少一個人受罪吧。可是在中國人的世界,卻總是要學生去絕食、要學生去憤怒、要學生去過問政治,而大人卻安安樂樂娛樂至死。你懂不懂得我們的難過?千頭萬緒,不知所云。

自由行與本土政治

自從零三年推行自由行政策以後,只有少數零售業(如金舖、電器店、服裝店)及地產商得益,香港卻為此背負了巨大代價──租金上揚以致珠寶鐘錶、化妝品、名牌服裝等大型連鎖店取代小本經營的商店,市區極度擠逼、公共運輸嚴重超載,大陸人的野蠻行為衝擊香港的形象及社會規範,部份商舖媚外轉用殘體字破壞本土文化,陸客大量搶購奶粉及其他日用品、走私水貨客猖獗,造成供不應求及價格上升等,問題之多之巨可謂罄竹難書。放寬自由行,等同進一步打開缺口,引更多陸客來踩沉香港,挑起族群矛盾,令鬧得火熱的中港衝突升溫。面對亂局,港府當務之急是跟大陸當局磋商,馬上喝停擴大自由行的計劃,然後檢討自由行政策,研究為訪港陸客人數「封頂」,甚至為長遠計奪回入境審批權。自由行淹港的問題核心,跟雙非議題一樣,都是關乎香港的入境審批自主,不能逃避。

「自由行」的開放,卻帶來了巨變︰數以十萬計與香港毫無關連的父母湧入香港產子,為子女爭得了自動的居港權;旅遊政策與移民政策的區隔完全衝破,《聯合聲明》當中兩面兼具的設計,即「有效管制內地人進入港境」及「『中國』人依屬地原則享有居權」名存實亡,卻讓早在「自由行」實施前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以及執行這原則的法院,成為政策失效的代罪羔羊。

有諸內才形諸外

香港這種撕裂和爭拗,或者是公民社會必會出現的經痛,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悄無聲色地突襲香港。有時這種觸蠻之爭著實令人失笑以至啞然,因為原來大家背後的理念可以有很多共同之處。香港只需做好自己便可以,此心光明,復有何憾。香港最「反攻大陸」的,不是那些故作「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也不是那些最後被中飽私囊的百億捐款,反而是最實在平常的東西,最能點滴間真正影響中國,如我們的傳媒自由,我們原有的社會制度,我們對官員、政府的鞭撻監管,以至我們的司法制度和街巷裡的各式文化。

十多年來香港社會對「香港應怎樣跟中國交往」的思考都是交白卷。為求政治正確,大家都不願多談。因為「理論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自然就不需要「外交政策」。但實際上香港跟中國的法制、民風、發展結構的差異太大,幾乎為一國中之另一國,所以須用雙邊關係的思維來處理香港鄰近中國所導致的問題。政治家不能用流濫的愛國情懷代替實在的政策技術細節。但這正正是香港當下的問題。香港政黨爭取支持,不是吃「拯救中國」的精神大麻、就是淪為民建聯式的街坊福利會。中共在香港若隱若現,卻又時時上下其手。泛民政客更帶頭叫大家裝作若無其事,胡混度日,不敢有怒。

一單關乎我城規劃自主、鄉郊發展的事件,卻似乎得不到應有的關注。二零零八年,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提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下稱「新發展區」)計劃,制訂新界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打鼓嶺三大區的發展綱領。驟眼看來,這只是又一個新界新市鎮開發計劃,無甚不妥,但只要詳加了解,就知道此計劃一以「中港融合」為名摧毀香港自主、扼殺一國兩制,二不是以本土利益為優先,環境和社會代價沉重。

香港及深圳自古以來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於東晉及唐朝已見於《寶安縣誌》,從來居民都有住在香港,辦貨在深圳的習慣。1950年,香港在國際大環境下自設關口與深圳隔絕,並實際控制了深圳河以南地區凡60多年。深圳在中共政府管理下,於1983年改革開放曾設二線關,至2010年撤銷,可見關卡一物,從來如東柏林圍牆一樣,歷史是會將其扳下的。

(編按:本文回應梁文道《凱撒的歸凱撒》)此文又是一篇梁文道風格的「辯白體」。「原罪」之由來,不在冷戰思維,而在個人之於體制的無力。談大陸組織的污名化,他辯稱體制之內亦有人著力事工,然後以偏蓋全地再度忽略體制之腐朽,此與一竹篙打一船人式的大陸萬惡論各持兩端,皆不足取。勸人莫將星光當作螢火之際,自己亦勿把螢火視為光明。

今日尖咀,明日香港

坐著、吃著,身邊夾雜著中、港、外國人,我在克制自己,用平常心看陸客,少一點偏見。我發現,大陸人不是特別麻煩,香港人也不見得格外守禮。在搵食的地方,大家其實差不多。陸客、港人,也不是求一個位坐下吃飯?他們未必是壞人,但他們只是客人。香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過渡地方,去歐美的跳板。客人,哪會給你拿盤子,講清潔?反正吃完就走。他們也許是善良的,他們佔了屬於我們的地方,是鐵一般的事實。food court 不可以設限,但香港和大陸有出入境限制,特區政府可以攔他們。如果香港割了東北一部份出來給大陸人自由入境居住,那麼,香港的未來,就和新港中心今日無異!他們和我們爭位,他們是客,我們是主;他們不用顧念我們建立的香港,我們,卻要包容他們。

A&F 的風流帳

有很多年輕人一窩蜂的到Hollister 應徵,成功被取錄到店裡重複”Welcome To Hollister” 歡迎對白就張揚興奮,還覺得以店員身分取得折扣相當威風,享受洋味。其實,Hollister 的兼職店員數目極多,樣貌不是奇醜,也不會被拒絕,兼職店員更可以隨便告假,不像在普通公司被上司問長問短。其工作制服須為品牌出品,所以員工必須購買,換季之時也要購買新款式。明顯,所謂兼職店員也是被品牌剝削的顧客,員工自以為「著數」,其實是被品牌「搵著數」。他們每日薪金不超三百,一週三日,也不過一千,在Hollister購物,過千倒是平常事。品牌還會留一批特價貨或季尾清貨讓他們在內部以低於原價選購,這些不罕見的刺激消費與銷售金額的技倆,也不必多解釋了。

小時候返大陸,一條深圳河活像一所通往異世界的大門,先不說風景與氣息,單是對岸的掛牌以簡體字倒數著「热烈欢迎香港回归祖国倒数X日X小时X秒」,以自覺闖進極權的領域,不自覺地收斂言行。內地人來港旅遊,你卻以簡體字迎合,是最弱智的做法。一來他們可以猜到正體字的意思,二來旅行本來就是體會文化差異。比方說到日本旅遊,彎彎曲曲的日文全換上耳熟能詳的中國語,全不見那些看不懂的蠻荒語言,乍看來體貼,再想深一層,我只會想「cheap了」。文化,從來有高下之分,只不過平時不敢宣之於口。除了是經濟實力的競賽外,更加是歷史沈澱與國民素質的比併。你別說「我國」泱泱大國,有五千年燦爛文明云云,中國簡體字,連百歲也不到。至於國民素質,嗯,大家明白的。

從來覺得茶餐廳是表現香港人務實精神的一處地方,常常強調「為市民做實事」的那種廢人,是不會體現得了茶餐廳精神的。快捷簡便,堂食就堂食,外賣就外賣,不拖泥帶水,若有「我也不是不想食」之類的猶疑說話,老闆就會先走開放下他不理。伙記耳背捎筆,順手一拈,大筆一揮,果斷下手如利刃削泥,劃張鬼符餐單交給水吧都要快靚正兼看得清楚,不可以有不明不白之處,加冰或轉凍飲要加兩蚊是規矩,所以你不會在傳統茶餐廳看到「加五蚊送汽水」這些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笑話。

其實不少內地人對自己的家鄉有濃厚感情,一般都有相當的地域意識,樂於為自己所屬的省縣市爭光,各省市之間亦經常互相競爭。那為甚麼可以有「上海之光」、「重慶英雄」、但卻容不下香港人一句「為港爭光」?難道沒有福建人會說「林丹是福建的驕傲」?且看孫楊、葉詩文在倫敦奧運奪金後,浙江省發出的賀電,正是最標準的答案,「兩位體育健將展示的頑強拼搏精神和取得的優異成績,為祖國贏得了榮譽,為浙江增添了光彩」。原來,蔡卓妍和方力申錯在沒有先吹捧祖國。

讓賽國民教育

整個「走線」部署,是整支中國羽毛球隊事前決定的方針,幾乎是羽毛球場上的「國策」。筆者可不是穿鑿附會,中國要求球員讓賽以確保更多最多榮譽,不是新鮮事,1980年代的何智麗已是流傳萬世的事例。為何確保中國盡量多拿獎牌這麼重要,重要得選手寧願放棄公平競技,寧願置體育精神於不顧,寧願侮辱自己作為運動員的身份,也必須成全的目標?這種思維,正正是香港坊間對國民教育有著極大戒心的理由。父母自小教導孩子要誠實、要正直、不應旁門左道,可是一句「國家利益」,教眾人縱使摒棄做人處事的道德價值觀也要服膺之。為了不知何物的「國家利益」,可以不擇手段,弄虛作假,父母多年來的言傳身教還有意義嗎?為了成為「國民」,到頭來連普普通通的「人」也做不成,為人父母莫不對此擔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