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膠

香港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們近幾年來還開始施放新的「生死符」,那就是「中港融合」,除了經濟要「融合」、文化要「融合」,連用語上都要「融合」。這招比「地產霸權」更神秘,更厲害。中了的人會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向支持「中港融合」,要關懷「同胞」,要「和諧和諧」,要說「大家是中國人」。有網民說:「燒國旗發洩要(監禁)九個月真係抵死喎。」;有左膠說要包容自由行和走私佬;又有朋友滿口「內地」、「素質」、「優化」;而電視報紙也要說「馬殺豬菜」、「忽拮嚟啊」。難怪在香港這個江湖入面,上至白領下到藍領,也要「走向共和」,甚至連自己的尊嚴和人格也給出賣了。

「我講印度殖民地史,話印度人唔會眷戀殖民地,佢就當我講緊香港人唔應該懷緬殖民地;我轉述馬來西亞朋友對母乳o既睇法,佢又當我講緊香港o既奶粉同水貨客(我真係唔知有咩關係)。」林輝說,香港人很敏感,暗指自己「食人奶論」被上綱上線。我只是一個極普通的人,普通得只懂避重就輕,不懂對身邊的人曉以大義 - 而人類亦的確好敏感。所以,我恐怕當我講植髮公司,身邊的人就當我笑緊佢M字額;當我講長得高適合打籃球,身邊的人就當我睇唔起佢矮。或者,要怪只可以怪中國文化太敏感,竟然有句老話「崩口人忌崩口碗」。

陳景輝說,港人因為中港融合而受害、是因為香港人自己愛錢、「愛人民幣多於愛人民」、是「靈魂不夠強大」之故;大陸「五毛維權人士」北風溫雲超則說,香港父母搶不到奶粉,是因為他們跟藥房零售商沒有私人關係。搶不到奶粉,是你們自己沒本事。他的論述是這樣的:因為大業主、零售業、金融業者之類的人都很愛人民幣,他們都不願賺少一點;政府和地產商又要開發新界東北 - 所以香港人就是賤,落得今天的下場到底是因為你們自己有問題啦!

駁小豪子「眼紅論」

他絕對誤會了自治。城邦自治講香港的自主性,除軍事和外交外,中國不干涉香港任何內政,香港也不干涉中國,絕非曾志豪所說「不和中國發生任何連繫」,所以,香港自閉一說,不成立。解決水貨賊是「實」,切斷現今的中國殖民關係,也是「實」,但兩者有先後次序。水貨賊威脅到的,是嬰孩是食,是人道問題,必需急急解決;現今的中國殖民關係令香港加速大陸化,也不能怠慢。

我不明白,我們有甚麼不同。你住新界我住港島,你看美劇我看TVB,你逛街市撿剩菜我到citysuper買有機菜,你的子女入讀名校我的子女流連公園。驟眼一看,我們共通之處,好像不多,居住環境不同,興趣也不同,政見更是不同,差異彷彿一直存在 - 有些人便推論,他們早晚有一日會分裂對立。然而,事實上,他們都是在這片土地成長與生活,都要一起面對米荒、鹽荒、奶粉荒 、益力多荒,一起淪為自己地方的二等公民,一起忍讓包容搶地鐵座位和隨處便溺的不速之客。

香港人的政治覺醒,大慨始於六四。當時上百萬人上街包圍立法會,應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次,亦是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時香港人口約五百萬上下,意即當年每五人即有一人上街。第二次大型的民主運動,應數零三年的七一遊行,當年香港人口約七百萬上下,有五十萬人上街,比例約是每十四人有一人上街。今年,梁振英上場,香港急速赤化,民生,核心價值危在旦夕。儘管是年七一有四十萬人上街,其後亦有反國教,反東北發展的運動,規模已遠非八九六四和零三七一時可比。隨後梁振英管治團隊不斷爆出令人髮指的醜聞,政府陷入空前的誠信和管治危機;而樓價上升,貧窮懸殊,人口老化,以至食物安全等民生問題不斷惡化,而今天元旦大遊行的人數竟只有十數萬,更有愛港力等團體試圖抗衡狙擊。香港的民主運動,可謂陷入衰竭中的局面。

《悲慘世界》在香港

按香港現實的抗爭運動,固有其典型的意識形態(如反資本主義霸權,關顧弱勢社群),而強烈認同上述意態令他們殊少依賴政治的勝利:他們的信念是指向理想世界惟一真正途徑,而得到參與運動者認同某程度上是對其價值的自我滿足。但矛盾在即使成功得到理念相近者的支持,他們有意無意忽略勝利乃係實現重要理想的先治條件,否則一切動員爭取均屬空中樓閣,口頭上宣稱小勝無助改變客觀現實,純粹談論「公民意識逐步覺醒」更是痴人說夢。而若其抗爭理想僅止於二元化的敵我矛盾,或局限在狹隘的仇恨情結,根本不可能聚集足夠的支援實現理想。所謂理想與原則的純潔倘若未能傳到大眾的內心,必須有所取捨,以便對社會各階層群體的利益與偏愛作出讓步,除非社會中出現嚴重動亂引發廣泛的痛苦和憤懣,否則一如六月革命,不知為何而生,不懂為誰而戰,祇有少數抱有正義感的學生與生計困苦的市民參與,根本難以維持,陷於流產自是無可厚非。香港社運屢戰屢敗的緣由,於此亦可見一斑。

沒有敵人的革命

東北發展規劃究竟是一個單純土地規劃問題,還是中港矛盾政治問題呢?朱凱迪等人的目光只放在村落之中,原來的全港性議題,即收窄到地區範圍。好像非原居民無權參與規劃、面臨迫遷之類。非原居民當然是一班受害者,然而這種操作,就隱然將大部份市民排除在事件之外。須知道一般香港人沒那麼熱心,「公義」對大家來說都很抽象。其他地區問題,他們傾向袖手旁觀。「反正跟我這一區無關嘛。」當你將東北發展問題非政治化,它就矮化成一個地區規劃問題。結果就是如你所願,「圈外人」根本不當一回事。

有人自視名門正派,魔黨當然不只人力,還有自治撚、港獨撚、熱血撚、尖碼撚、學者撚等等。是,這的確是個扣帽子的時代,把我和人力拉上關係,就人人得而誅之了是不是?再和梁英、左波類比一下,社運和政圈的問題就一下子消解於無形了。我們無須問問題,我們要回答問題:社運和政界都存在自以為是革命家的建制。此即我所謂由司徒華傳下來的布爾什維克。

在「布爾什維克」式社運家的眼中,你是個教書佬、你是個普通人,而不是全職社運家,你說的話,就已經沒了大半份量;再加上你沒有出來被人拉、被人鎖、沒有在示威現場上過鏡、扑過咪,你就更加沒有資格說甚麼。在「行動者」的眼中,做理論、散播思潮,絕非「行動」,而是吹水、網上打飛機。那麼理論和「文化資源」究竟重不重要?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有人去上水站阻礙水貨客,就被人批評為「沒有行動理論」的「民粹」行為;某些人倡議成立文化局的時候,「說話」、「理論」、「文化」又忽然變得很重要了。

Jonestown的教訓其實跟香港的命運相似得可怕。一群當初相信民主回歸的領袖,帶領香港人及其下一代「回歸祖國」,跟隨「中國人堀起」的路。「回歸」後中國人政經社全方位掠奪港人所有,理想崩潰而留下殘酷現實。這些領袖,有的醒覺了,卻做不了甚麼事;有的選擇放下原則,與勃起中國為伍(很多港英精英媚共,甚至現在成為梁營一員,比比皆是)。至於被帶領到這個死胡同的香港人,只能萬般無奈作出掙扎。

在帝國境內,你柺的隨時是幹部的兒女。被人抓住,不只要被湊一身,之後很快就會人間蒸發。在香港事敗了?只要說句便宜的「認錯了人」,警察就放人了。原來天下間真的有這麼便宜的事情。恐怕就是如此,我們偉大的戇鳩主義者還會撲出來為他們開脫:「佢地都係出賣勞力既勞動者啫!點解唔去批判中共,就去為難啲小人物?」曾志豪之流也會寫文力反罵:「香港人係外國都唔好得幾多啦﹗」社運專家林輝也會說:「呢啲都係都市傳說啫,你有證據話個柺子佬係大陸人咩?」

胡恩威的節目乏人問津,是大眾沒有品味、是新一代低俗下流,而不是他自己無料扮四條。拿政治淫媒報的全版來寫了一篇《回歸十五年 香港文化大退化》,為香港的文化品味低落而像陳佐洱一樣痛心疾首。這才想起胡恩威的言論一直很暗合大陸眼中的香港:無品味、冇文化、是知識分子的沙漠云云。說了一大篇,其實語氣都像是抱怨自己的Facebook status 沒有太多人like。

《城邦論》的框架,讓許多以前不會交集的社群突然互相發現。《城邦論》本身引起的討論,還遠遠不及這些社群的衝撞。大中華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左派、右派、社民主義者、純粹反共者、仇中者、純粹討厭大陸人者‥‥‥都在這本書裡找到了批判和維護的對象。這套思想甚至被一些社運人士視為威脅生計和思想領導地位的異端邪說。不用多用,正經八百地批判了再說。因為越看越驚,自我保護機制馬上開啟。這本書引起的思想衝突,就像西班牙人與墨西哥人在新世界相遇,一輪戰鬥之後,還是言語不通,雞同鴨講的情況更多。

掠奪者的懺悔

生活在一個世界前沿的腐敗都市,總會消費。消費的感覺,很無恥,也很快樂,像一個素臉的蕩婦握著富豪的支票,表面純潔,卻暗暗享受著這能夠支配自己的一刻。我們就像這個女人,從來都只能當個奴隸。運氣好的話,投胎到第一世界,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被寵得好點的奴隸。長街上的殘酷和壓迫,不可迫視,令人恐懼。一瞬而逝的熱血、關懷、罪惡感,在這個遼闊的世界當中,是落入江河的春雪,一下子就消失無蹤。

大王今日心情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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