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應近代史，涉及華人的族群暴亂不多，但每一場都是大爆發，背後的因由都與沙文主義以至種族主義有關。先論星馬，1957年馬來亞獨立之後，不少馬來人政治領袖更不斷以「華人是馬來人貧窮、落後的主因」去挑動種族矛盾，導致馬、華間的嫌隙不斷惡化。
若單方面看家庭團聚，我認同是重要，但絕非凌駕性，也要和其他各方面一同考慮，例如香港人口的承載力。每個人選擇伴侶，和誰結婚也是個人權利，但當一個人選擇跨境婚姻，而另一半並不是本地居民，似乎政府並非有必然責任確保家庭團聚及很快可以取福利。而跨境婚姻引致基乎一面倒的南下輸入人口，這亦非香港能承受，跨境婚姻確實有社會代價。
原來這政府的認受性已經相當低，梁振英並非民選，只由少數權貴選出，施政表現乏善可陳，民望只是不斷沉底。經過多日的觀察，今次發牌一事不但令原來的民主派支持者出來遊行，更多的是平日不理時政，首次上街的普通市民，可見今次事件的影響力應比過往的政治事件更為擴大。在民意調查的數字，我們亦能看到支持發牌予香港電視，不滿政府是次發牌決定的市民高達七成半，超高於過往泛民建制的「六四」得票分水嶺，可見不滿政府表現的市民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這股力量不能小覷。
多名行會成員和問責高官明示或暗喻方式表達支持發出三個牌照的立場，甚至蘇錦樑也來擠眼淚 (縱然被嘲諷演技差)，不單反映他們要與僅發兩牌的決定劃清界線，更可謂是他們都知道憤怒的民情已到了極度危險界線而必須自保；另外的就是支持發牌決定的行會成員和立法會議員幾乎鴉雀無聲。總體而言，六八九已損兵折將到近乎無兵可用。更有有消息指北京作出責難，總體形勢都對六八九是極度不利。
